因此，我們要盡力觸及這種尷尬的來源。在我看來，歐洲人在反思自身歷史時，至少會默認有一種普遍的斷裂感存在，甚至更加直白地說，他們不願意進行這種反思。這種普遍存在的斷裂感，削弱了歐洲在人類對話當中的聲音。不止如此，它還有助於解釋歐洲人與美國人最重要的態度差異。我們究竟是從什麼出發一路走到今天？世俗國家、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與歐洲的過去究竟是什麼關係？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們已經成了自己歷史編纂的對象，而且不只是在一個職業性的、學術化的層次。
最近幾個世紀的歷史寫作有什麼典型特點呢？那就是它們故意盡可能縮小古代世界與現代世界在道德和智識上的距離，同時盡可能拉大現代歐洲與中世紀在道德和智識上的距離。我們知道，這種傾向最早出現於意大利文藝復興，因為它欽慕古人，對大學和教會裡的“經院主義”抱有敵意。但在18世紀尤其是法國哲學家那裡，這種傾向發展成了一種激烈的反教士主義，結果重塑了人們對歐洲歷史的理解。
18世紀的史學家面臨的一種主要誘惑，就是將古代世界描寫成“世俗的”，由此提供古代與歐洲國家的接觸點。而在歐洲國家中，教會與教士的角色遭到了抵抗和重新界定。在新教國家裡，這一切早就發生了，但到了18世紀，即便天主教國家也未能幸免，例如好幾個天主教國家都驅逐了耶穌會。
認為古代世界是世俗的，公民免受教士和一個有特權的教條主義的教會壓迫，這樣的看法成了政治論戰的一件重要武器。還有，另一種觀念也成了武器：人們認為中世紀教會想實現一種神權政治，讓思想遭受“迷信”和教士私利的鉗制。這兩種看法不是沒有根據，但我認為它們瑜不掩瑕，因為它們都遺漏了某種基礎性的事實，這一事實與它們理解的古代根本不相符。因此，讓我們回顧一下前面發現的事實。
先以人們認為古代就是“世俗”的看法為例。這種解釋的麻煩在於，它在錯誤的地方去尋找宗教，運用不恰當的標準來檢驗宗教的組織和表達方式。正如庫朗熱在《古代城邦》裡所言，古希臘羅馬的宗教並非對個體良心說話。相反，它不僅說給家庭，還通過家庭來發聲。要想找到宗教和神職人員，我們就必須到家庭中去找。古代家庭自身就是一種宗教敬拜，家父長是它的最高祭司，負責照看家庭的祭壇及其“聖火”，而聖火使祖宗變得可見，因此，古代宗教是通過家父長而對神聖祖宗的敬拜，也是家庭內部一種身份角色的徹底不平等，以及一系列複雜的儀式要求。至少從起源來看，家庭是一個自足的道德世界。它既不想要，也不歡迎與外邊的人發生任何深層次的聯繫，或者說“道德”的聯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