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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香港總部參與學習的部分人員大合影（中評社 梁帆攝） |
我們在香港社會還能看到非常深的殖民的印痕。且不說它風土文物、公共道路、典章制度，還有精英層的對英語文化和英國制度的深深的留戀乃至痴迷，即便是在教育層面和影視文化層面也深有痕跡，並且外國人在香港還是一個相當大比例的構成，所以殖民的痕跡是很深刻的。殖民的深痕裡面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有些部分實際上體現的是英國現代化和全球化裡面代表人類進行進一步文明探索的一個合理的成果部分，這個也是我們要向西方學習的部分，這一點毫不諱言需要保留。但殖民的成分裡面也有一種對東方文化的歧視，一種深深的東方主義的意識形態，還有一種冷戰的思維在其中，這些是糟粕，需要鬥爭和去除，“去殖民化”就是去除這些易於“致癌”的惡性要素。
在香港社會我們還能感覺到一種市民的優越感，所謂高等華人的感受。這個感受雖然越來越缺少實證的支撐，但由於它來自於一種歷史過程，所以還能夠有虛幻的存在，並且在一些人文知識分子有意的蠱惑引導之下，會造成一種與內地之間的民意對立。這在很多事件當中爆發出來了。
在香港社會，我們確實能感受到一種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因為它的普通法，且它的公民社會所支持的也是這樣一種生活。在香港社會能感受到這種秩序和條理，非常精細。比如說港鐵的建造和運行，社會的管理，決策的咨詢，有時候雖然效率低一點，但是它非常合規範，能夠對各方的利益有所回應。
關於香港社會，前面講的多數都還是偏於一個素描的方面，或者說是一個表面印象。後面兩點實際上是作為一個法律研究者，我看到了隱憂，一個就是國家的飄渺感。在香港社會你感覺國家似乎是不存在的，除了駐港部隊軍營，還有外交部特派員公署以及香港中聯辦這些標誌性的中央駐港機構之外，平時在香港社會大街小巷穿行，你很難感覺到國家的具體的存在，所以國家飄渺在日常生活當中是一個現實。這種長期的飄渺固然成就了香港社會的那種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可是一旦遇到國家利益受損，或者說與西方有衝突，香港社會的國家存在的缺失就是一個重大缺陷。
還有香港本身引以為傲的法治，根基處是有隱憂的。且不說從戴耀廷煽動的公民抗命、違法達義開始，香港社會的守法倫理就開始崩解，而且如果你注意去看香港普通法的演變細節的話，也會產生不安。我最近已經翻譯完成了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大法官烈顯倫先生的一本書，叫《香港司法的未來》，今年秋季會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在書中就講到了香港的普通法已經偏離了普通法的簡明和清健的原則，香港的普通法已經不再關注糾紛的具體解決和對救濟方式的精准的提供，以及對所在的憲制秩序的肯定和維護。香港的普通法變成了一個律師和法官的政治鬥爭的遊戲，變成了一種在全世界尋找判例，以便讓香港的基本法的條文能夠離地飄散的那樣一種司法遊戲。這種司法遊戲最終是危害香港法治的，我們在修例風波當中看得非常清楚。整個香港社會由於種種方面的矛盾，包括其經濟矛盾向政治領域的擴散，還有社會貧富分化的差距以及普選進程的挫折等等，迅速出現了一個由經濟城市向政治城市的轉型的一個趨勢，就是佔中運動中的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對守法倫理的底線攻擊與顛覆。年輕人被解除了守法倫理，他們可以為了自己認為的抽象正義的目標踐踏一切。這其實不僅是民粹主義更是恐怖主義的一個源頭了。
從香港這一年開始以及之後，我開始進行了一些有關香港法律和政治主題的公共寫作。我覺得這種公共寫作是一個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體現，也是在香港社會與香港市民以及香港各界尤其知識分子進行對話的一個途徑。研究香港問題實際上並不容易，不僅它歷史複雜，而且它人口複雜，社會構成複雜，與世界的聯繫很複雜。並且香港問題還很敏感，每一個事件都會牽動各方的神經，所以在香港問題上要想長期持續深入地進行寫作，並且調動自己的知識去進行正確的分析，其實對自己而言是一個很有壓力和挑戰性的事情。我覺得我堅持下來了，並且形成了一個學術視野和研究風格的獨特的格局，法學和政治學交融的格局。研究香港問題僅僅有法學的專業知識是非常不夠的，因為香港很多法律問題背後是政治問題，但是又不能夠簡單地用描述主義的方式去研究，所以它一定是一個對政治問題的正確的理解和描述，把它轉化成一種規範的分析，轉化成一種法學上的規範的論述，這種能力是要專門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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