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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咖講書活動現場（中評社 徐夢溪攝） |
第三，憲法學關注的就是一個規範與決斷的辯證統一。香港是一個普通法的社會，所以它習慣於依據法官和判例的治理，尋求一個規範上的確定性，尋求一種對法律的形式主義的解釋。而對於這樣一套規範背後的立法者、主權者的決斷意志，對於整個共同體或者這個社會所面臨的政治處境的危機，實際上是非常不敏感的。我們常常看到在修例風波當中，當大街上已經洪水滔天，港鐵和機場已經被砸得稀巴爛，有不同意見的人群已經被黑暴分子到處追殺、打殺的時候，香港的法官似乎與這一切是隔絕的，他們是在真空當中，或者說他們似乎是坐在倫敦高堂來裁判一個遠程殖民地發生的暴亂案件。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身處的社會的持續性痛苦以及他們宣誓要維護的基本法秩序的風雨飄搖，所以這樣一種形式主義的規範的法治思維有其局限性，當面臨到秩序危機的時候，沒有有能力去應對。這個時候其實需要有一個立法者或者主權者的決斷的引入。我們發現，其實香港自治法律裡面本來有一種模擬性的或者替代性的決斷機制，一種委任的緊急權力，就是香港特首的自治緊急權，香港特首可以依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來制定相應的處置暴亂的行政規例。比如現任特首依法制定了一個《禁止蒙面規例》，可是這個禁蒙面法馬上被高院法官宣布是違憲的，基本上是無效的，這就非常有趣，也很荒謬了。法官不管外面洪水滔天，非常斯文地放縱著黑暴，而特區政府的首長運用緊急權力負責任地制定立法去止暴制亂又被法官推翻。香港社會的法治邏輯已經荒唐到沒辦法自洽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只能是中央出手。那麼中央出手是一個嚴格的主權者的決斷，它展現的是“一國兩制”當中真正的決斷權是在中央。而實際上如果我們嚴肅地從憲法和基本法所共同構成的特區憲制秩序來看的話，憲法上的第31條和第62條規定的，就是中央直接進行“一國兩制”立法的制度創制權。我們看到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當中的國家垂直立法，都是中央直接運用“一國兩制”制度創制權的表現，這顯示了中央主權者決斷的政治身份和法律正當性。
我本人從2014年在香港大學訪學研究“佔中運動”開始，這六七年時間也經歷了一個政治思想甚至立場上的一個非常大的轉型，這個轉型也引起了一些爭議，甚至個人也付出了一些代價。但這個轉型是伴隨“一國兩制”和民族復興的一個正當合理的內在轉型，從啟蒙自由主義向有限國家主義的理性轉型。從改革開放以來，甚至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知識界的主流實際上都會或多或少地去推崇自由主義，把這種從西方舶來的自由主義當作是一個最終救國救民的真理。尤其是經過蘇東劇變，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之後，自由主義的系統知識和制度方案更加成為一種唯一政治正確的方案，甚至成立某種現代政治宗教。似乎任何事物和自由主義掛鈎就是不證自明的。可是這一點實際上在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當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架構當中，並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恰恰有時候會成為一種反對性的、衝突性的力量。因此實際上作為一個研究憲法學、實事求是並且理性地去推動國家現代轉型的青年學者而言，我具有一定的、有節制的國家主義原則和立場是完全正當並切合時代精神的。這樣一種自我理解和堅守的穩健學術路線才能夠把中國的自由主義尤其是負面性進行適當的約束，使之有機結合進中國文明與社會主義體制之中，形成一種比較中道、比較穩健的政治立場和理論立場。
非常可惜的是中國很多學者並沒有完成這樣一個理性轉型，還在自由主義的簡單啟蒙話語當中打轉，還在由自由主義所樹立的與國家尤其是與黨的領導之間進行嚴格政治對立的鬥爭中打轉，在“歷史終結論”的宿命論中走不出來。即便中美關係已經演變至新冷戰的邊緣，這些自由派仍然沒辦法從理想上、知識上自我解脫，從而嚴格而言已落後於時代和時代精神，其中部分人反覆呈現“遺老”之態，令人唏噓不已。我作為青年學者，借助對香港問題的研究，對一國兩制的研究，發現並抓住了一個思想突圍的機緣。在香港訪學的經歷當中，我對香港社會產生了非常深的貼地印象。在2014~2015年，我受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法研究中心的邀請和資助，訪學了一年。這一年也是我和香港緣分的開始。對香港社會的印象有以下一些面向值得分享。在座的各位無論是北京總部還是香港總部的同仁們，一定都對香港社會和內地之間有各自的體驗和比較。“一國兩制”所劃分開的兩個社會，確實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從我對香港社會的體驗和理解來看，我認為香港社會是一個現代化世界的濃縮和樣本。香港雖小，就像麻雀雖小，其實五臟俱全。在香港社會你幾乎可以看到，由世界頂級的殖民帝國也就是大英帝國所留下的現代化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這些你在香港都能夠找到。所以它仿佛是把大英帝國主要的遺產像博物館一樣保存下來了，通過“一國兩制”的方式，還是一個活的博物館。所以香港社會的生活以及在香港的鬥爭，其實就帶有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進行鬥爭的一個代表性，只不過是合作型的“文鬥”，是相互學習與長期和平競爭，但2019年修例風波出現了“武鬥”，出現了類似“黃衛兵”的極端本土派以及納粹式的恐怖主義，就嚴重超出了“一國兩制”的制度極限而具有底線洞穿的極端危險性。
西方社會從來也都是這麼看的。所以香港社會到底是向左向右，向東向西，實際上牽動很多人的心靈的。某種意義上，香港“無問西東”的時代已經終結，香港必須有歷史關頭明確的政治身份選擇和體系歸屬，才能穩健立足及長遠發展。比如說對末代港督彭定康來講，香港社會向什麼方向演變，在他內心當中是影響極大的，他完全不是在乎香港人的生死禍福，他在乎的是大英帝國的尊嚴，大英帝國夕陽下的尊嚴長影。某種意義上，彭定康永遠活在了1997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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