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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編委兼國際部主任郭至君主持本次活動（中評社 徐夢溪攝） |
也就是說，在西方體系經由殖民遺產留下的裝備最精良的一個典型化的西方化社會的香港，經由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造和引導，有可能在“一國兩制”的新時代走上一條更優發展的道路。那麼它隱含的含義就是社會主義，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改造和優化資本主義。這樣一場偉大的世界歷史的制度實驗，一旦在香港成功了，對美國的軟實力和它的霸權體系就是一個釜底抽薪式的打擊。而香港“一國兩制”下半場的核心使命，就是用社會主義中國去改造資本主義香港，使之能夠克服原有資本主義體系的一些結構性痼疾和矛盾，使香港人民更加幸福，法治更加權威，民主更加有序，並且能夠從容自信地融入民族復興大局，與祖國一起去開拓21世紀新全球化的星辰大海。所以，香港牌上的新冷戰式拉鋸和博弈不會簡單停止，原因是它在本質意義上構成了中國和西方文明衝突與制度競爭的一個長期戰場，只不過這樣一種長期戰場的鬥爭意味被“一國兩制”裡的那種中央權力高度節制，甚至“井水不犯河水”的那種帶有一定誤導性和掩蓋性的政策話語給遮蔽及延後了。“一國兩制”的初期由於多種條件局限，不能代表“一國兩制”的全貌和生動的歷史豐富性。可是隨著中美關係的結構性變化，尤其是新冷戰無法避免的實質性降臨，既往那樣一種模糊的掩蓋面紗越來越被打破，溫情難以為繼，我們不得不面對香港平台上多層次鬥爭帶來的殘酷性，以及下半場治理的複雜性。我們賦予了“一國兩制”以制度生命力，我們利害攸關，我們必須負責到底。這些就是香港巨變的真相和本質。風起於青萍之末，風起於香港內外，風本就潛藏於“一國兩制”的深處與縫隙，所以面對現實，勇於鬥爭，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正道，“一國兩制”才能處變不驚，在波瀾壯闊的內外鬥爭中行穩致遠。
我是憲法學專業畢業，我對美國憲法有專門的研究，所以在香港問題上確實是也算英雄有用武之地。“一國兩制”範疇的憲法學研究絕對不只是去追蹤香港的普通法怎麼樣演繹基本法，或者說去研讀幾個香港終審法院的判例那麼簡單，我認為憲法學它本身要從三個要點去理解，這樣的話才是一個完整的憲法學的理論視野。第一就是憲法學整體上的一個問題意識，或者說理性的基礎，它是對一個民族苦難生活的批判性總結，是有關政治體整體存在類型與方式的共識決斷。這種批判性總結的話，我覺得在我們內地的100多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當中是非常清晰的，而在香港由於它本身制度具有一種殖民性，所以不是太明顯，現在香港社會實際上正在開展或者補課式地開展一場被延誤了幾十年的“去殖民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以愛國者治港總原則展開的，所以香港社會也在補課式地補上這樣一種與憲法學的根本意願有關的對苦難生活的一個批判性總結。香港社會要意識到必須要和國家共進退，必須要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然後才有每一個人的自由權利，才有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如果將二者之間對立割裂起來，如果不分青紅皂白的，沒有國家意識，沒有底線的政治忠誠，而簡單地和西方之間保持共進退的話，其實香港就沒有憲法學，它的法治就仍然是一個殖民式的法治。這樣一種對民族苦難生活的批判性總結在香港的展開，或者說香港借助愛國者治港展開的愛國主義的再教育，實際上是奠定“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歷史意識和理性意識的基本前提。沒有這樣一種前提的儲備和共識化，香港的法治就始終是風雨飄搖，或者說是寄生於殖民體系的。
那麼憲法學的第二個面向或者要點，它是一個自由和秩序的組合技藝。去過香港的人都會明白，香港的空氣當中充滿了自由的因素和成分。香港雖說法治是一個核心價值，可是香港的法治對自由是充分保障，甚至是放任的，而在秩序和安全方面則存有漏洞。我們看到香港的法院常常去縱容和放縱示威者的抗爭，這實際上已經超出了法治的一個規範基本面。所以在香港實際上是自由太多，秩序太少，這種狀況有利於一個社會充分表現它的多元化和創造性，也有利於香港吸引世界不同的人群來定居和創業，所以人們都非常習慣選擇去香港生活，覺得在那個地方非常自由，能夠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觀點表達也非常多元，而且和世界之間的聯通是無障礙的，或者說基本上沒什麼限制。可是香港所享有的自由，它的代價是什麼呢？其代價就是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尤其是國家安全長期透支，國家一直用自己安全的利益在補貼香港平台上過分的自由。當然補貼有一個限度，香港這樣一種過分的自由，不至於顛覆“一國兩制”的基本盤。可是如果這個平台和秩序被顛覆了，那麼安全和自由都會不存在。所以憲法學考慮的是自由和秩序的組合技藝，當秩序被過分的犧牲，自由已經演變成一種顛覆性的恐怖行為，這個時候理性上必然要呼籲秩序的回歸。我們看到針對修例風波帶來的秩序困難，黑暴行動，國家正是從這樣一種法治的基本原理出發，從國家安全和選舉安全切入，以國家的垂直立法來推動香港秩序的理性回歸，使得香港這個平台上自由和秩序重新達成一個各方可接受的、可持續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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