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總書記講我們開始平視西方，安克雷奇會談以及這次天津會談就是通過這些心理變化而來的。香港反對派犯了一個政治幼稚病，他們只知道像念經一樣講一黨專政，後面的人也是這麼簡單教他們，可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共產黨是怎麼組織起來的，對什麼負責，鬥爭邏輯是什麼樣的，不懂黨史和黨的政治倫理，也不懂中華民族歷史與性格，更不懂中華民族大一統具有什麼樣的核心地位。他們錯誤地把港獨、台獨理解成是一種類似西方其他民主國家的地區分離一樣，通過顔色革命，通過分離運動，只要以民主程序（比如公投）方式獨立就是合法的。錯了，在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文化裡面，公投獨立也是不合法的，不管用什麼方法造成民族國家分裂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在民主投票程序之外有一種更加根本的法則。這個可以用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大師柏克的理論來解釋，一個國家的憲法秩序不只是當代人立法決定的那些事，而是過去的人、現在的人和未來的人共同守護的統一體。不要以為當代人的投票能夠決定一切，錯了，當代人的投票是不能夠決定多少代人積累下來的文明成果和制度成果的。你一旦這麼決定了，實際上你是背叛了所在文明，你沒有資格做這個決定。我覺得香港社會要想完整地了解中國共產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至少需要看三部電視劇——《覺醒年代》、《跨過鴨綠江》和《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三部結合起來看，才能看得懂百年黨史與國家歷史。
我曾有個說法叫“民族復興史本質上就是跨過一條條鴨綠江”。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國安法的制定也是跨過了“一國兩制”的一條鴨綠江。“一國兩制”本質上也不可能例外，國家理性從未缺席，在危機的時刻和理性的邊界處往往是最為清晰的中央應對的組合拳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從黨的領導（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開始，不是直接由全國人大立法，是黨的領導先確定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的框架，然後國家開始立法來實現它，把它上升為一個國家法律。《抗命歧途》從修例風波的全過程分析展開，已經揭示出了香港由亂返治的大致思路，但具體展開還有待《香港新秩序》來完成。
第二本書《香港新秩序》是接著前面那本書《抗命歧途》展開的，是從2020年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秩序危機與國家涉港立法當中來理解香港的秩序變化，焦點的事件就是香港國安法以及圍繞香港民主秩序進行的改革。這個改革並不限於2021年的選舉制度改革，而是包括了2020年的全國人大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那樣一個決定實際上已經開始將“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在香港有關選舉和監管制度上進行制度化。香港特區政府在2020-2021年的內外鬥爭當中有所政治成熟。特區政府的公務員之前都是非常驕傲的，覺得自己是延續港英的傳統，具有非常專業的知識和規範的操守，打一份工，然後慢條斯理地給香港市民服務。他們這麼做有一個前提，得有人幫他們做決策，得有人幫他們維持根本秩序的穩定，如果沒有這個條件的話，公務員是不可能安坐在辦公室裡面來處理政務的。
事實證明香港的公務員其實是整體上不合格的，原因是他們的確有一套專業知識和“打一份工”的這種法理官僚制的操作流程，可是他們沒有政治家，不善於判斷和應對危機狀態和危機事件，也沒有寬闊的肩膀能夠承擔起“一國兩制”這種沉甸甸的落在他們肩上的責任。他們的政治素質、大局意識還有政治能力怎麼出來呢？他們所接受的港英公務員那一套不可能教會他們，而必須通過現實的殘酷的鬥爭鍛造出來。所以經過修例風波、國安法以來的一系列鬥爭，香港特區政府裡面的一些官員，包括特首本身，在政治上開始逐步走向成熟，這也是香港新秩序裡面賴以維繫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如果香港整體的管治隊伍、公務員不適應香港新秩序，或者說不能夠經過改造轉換來擔當新秩序，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也不能延續下去。確實在我的分析當中，我看到經過這樣一種內外鬥爭，香港的主要管治團隊和問責官員開始逐步克服港英治理當中的一些負面的遺產和影響，去學習和適應國家的體制和戰略，日益呈現出一種政治成熟與國家利益的自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的法理內涵和行動的分寸，與國家同心同德，負重前行。當然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有人掉隊，就像長征當中也有人掉隊一樣，而最終堅持走出來的同志才是新秩序真正要依賴的同志。新秩序經由國安定制開始起下半場的制度建設的進程，對立法會做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先是人大常委會關於立法會員資格的決定，後面是對《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實現了愛國者治港標準的清晰化和制度化，設定了議員資格的一般規範和懲戒規範，為香港本地公職人員的條例修訂立法包括制定區議員進行宣誓的細則條款提供了前提指導和規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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