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學派以中國為榜樣的標誌性事件，是1768年春天法國王太子（後來的路易十六）仿效中國皇帝的親耕禮而親自扶犁。杜爾閣在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後不久，出任財政總監，在近兩年的任期裡努力實踐重農主義者的思想。遭到貴族、官吏和一切力主維持現狀的人的堅決反對，大約兩年，路易十六罷免杜爾閣的職務，一切改革措施煙消雲散。
杜爾閣學習中國是認真的，曾專門安排訓練兩名中國籍的耶穌會士學生高類思（Aloys Kao）、楊德望（Etienne Yang）仔細觀察科學、農業和工業，以勝任回中國之後的經濟考察任務。在高類思、楊德望回國之前，杜爾閣給他們一份列有52個問題的清單，希望通過他們從中國獲得答案。他所關心的事情中包括，有多少中國農民有自己的土地和住房，雇傭工人的數量，商人的數量，靠放債利息生活的人的數量，由土地所有者（也包括佃農和奴隸）自己耕種的土地的比例，地主是否給他們的佃農預支錢款或配備牲口，放債的利息率，穀物的種類，人均消費稻米數量，穀物的價格以及是按重量賣還是按容量賣，工人的日工資，給土地定稅的方法，農民是能自由出售他們生產的穀物還是要儲藏它，造紙和絲綢織造的技術，印刷過程，茶葉的生長和加工，關於建築貿易中所使用材料的特殊性，以及土壤的類型，化石形成，礦物和黏土。這些問題促成在華耶穌會士寫了許多論文，並匯為《中國論叢》出版。杜爾閣的這些問題“代表了保證得到一份關於中國經濟的詳細、準確描述的一次理智嘗試，並試圖證明中國不止是讓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圈子和實務家圈子感到有興趣而已。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改革的倡導者，他們頻繁參考來自中國的信息以支持他們的論據。”
結論
1500年代大航海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對中國的認識有一個從求同到存異的過程。歐洲人從基督教的普適性理想出發，尋求中國與歐洲間的相似性，無論耶穌會士還是歐洲本土的知識分子，一度沉醉於在中國古代宗教中尋找原始基督教的痕跡，在中國的上古史中尋找《創世記》關於人類起源故事的蹤影，在漢字中尋找上帝和初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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