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選拔官吏的科舉制是文官政治系統的重要基礎，從16世紀末就引起不少本土歐洲人的興趣。耶穌會人文學者馬菲1588年出版《16世紀印度史》，在介紹中國的第六册中就對科舉制大施筆墨。他說中國的考試是筆試，考生在戒備森嚴的考場中根據考官指定的關於公共事務、國家大事和人性問題的題目即席作文，考官對文章篩選三輪後錄取90份最出色的，金榜題名者受到皇帝賜見並授予官職。馬菲稱讚科舉入仕，說中國無世襲貴族，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奠基者”，任何稱號、官職都不會合法地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1590年，澳門刊印《關於日本使節朝拜羅馬教廷的對話》，對科舉制的描述尤為詳細和準確，述及“秀才”、“舉人”和“進士”的三級升遷制與考試方式，推崇說：“中國的行政管理，就其主體而言，與自然本能相合，權力交由那些熟諳學問的用途、知道如何使用它們的人執掌，而不是交給魯莽和缺乏技巧的人。”（引自雷蒙·道森：《中國變色龍》，第53頁）
利瑪竇和曾德昭將秀才、舉人、進士分別對應於歐洲的學士、碩士和博士，說除去幾類特殊職業的人之外，普通百姓均可投考學位，並介紹歲考、科考與鄉試、會試、殿試諸級別及有關考試內容。鄉試和會試都有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文辭要求簡潔、優美並有警義。二場試論與判，涉及如何處理政府遭遇的問題和疑難以及如何向皇帝進諫。三場試經史時務策，對此，利瑪竇說是有關指導行政的計畫，曾德昭說是有關國家律法。他們還詳細介紹了考官的構成和考場的規矩，如有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等程序；試官入院即鎖閉內外門戶並加封條；參試諸生被鎖入號房，每間各有號軍看守；試卷之首要書寫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利瑪竇還提供了各省的舉人名額和錄取進士的名額。他說殿試的一、二名享有歐洲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不能世襲。其他進士也立刻獲得較高品級的官職，並成為全國高等公民享有無上尊榮。不願再參加會試的舉人可以獲授低級官職。事實上一旦中舉，就變得偉大、尊貴，並且突然富有起來。曾德昭談到殿試之後還有一次自願參加的入選翰林院的考試。利瑪竇還簡單提到武舉，考試內容比科舉簡單，投考人數和錄取人數也少得多，因為中國不重視軍事科學。安文思對科舉制的介紹很簡略，只說舉人們每三年一次聚集在京師參加為期13天的考試，授予366人博士學位（進士），皇帝從博士中挑選最年輕和最聰明的進入翰林院。
利瑪竇與曾德昭對科舉制並未做出太多評價，利瑪竇只是讚揚在同年的候選人之間發展起來的延續一生並惠及親屬的兄弟般的關係，以及考生與主考官之間父子師徒般的情誼。曾德昭則針對舉人進京赴考的旅費由國庫開支這一點，稱讚君王為培育賢人舍得大筆投入資金。利瑪竇還對無論哪種考試的主考或監考都由哲學元老擔任表示一些不滿。但李明對科舉制可謂贊不絕口，他說年輕人因為要參加考試而勤奮學習，杜絕了無知和懶散，而且學習使他們增長智慧；中國的官員都是從這樣的年輕人中通過一次次嚴格考試層層選拔出，他們懂得去消除或阻止因無知和無德造成的貪婪；並且由於官位是皇帝授予而非世襲的，他可以撤換不勝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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