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重農學派與中國模式
以上都是啟蒙思想家的言論。在實踐層面貫徹落實中國模式的則是法國的重農學派。以魁奈為代表。
1767年春，魁奈開始在《公民日志》上連載《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他不僅是重農主義者，也是新君主主義者，因此而對中國產生全面的興趣。前六章魁奈分別介紹了中國的起源、疆域和繁榮情況，耶穌會士所說的那種中國古代宗教，中國人的經書、教育、財產所有權，中國的法律，政治結構，權力分配，租稅，第七章駁斥孟德斯鳩對中國政治的批評。第八章是魁奈自己的研究成果，討論他理想中的政治法則，也包括一些經濟原則，他認為前面所介紹的中國的國家體系與他自己這套理想是符合的。
魁奈相信君主的利益只要理解得正確，總是和國家利益相一致的，君主行為失當並不是君主制原則的錯誤，中國就是這一開明專制的最好例證。魁奈認為中國是以自然法為基礎的國家制度的最佳模範，所以他把第八章命名為《中國的法律同作為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原則相比較》，還說“人們只有依靠使他們區別於禽獸的理性之光，才能夠掌握自然法則。因此，一個繁榮和持久的政府應當按照中華帝國的榜樣，把深刻研究和長期普遍地宣傳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社會框架的自然法則，當作自己的統治工作的主要目的。”
繼魁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之後的又一部有關中國的重農主義作品是克萊爾克的《大禹和孔子》（1769；Yu le Grand et Confucius）。克萊爾克是法國人，但效力於俄國宮廷，此書是他擔任俄國王儲講師時專為王儲所寫，如魁奈的作品一樣談到自然法和中國政府是個符合自然法則的政府，並表現出對魁奈的溢美之辭。克萊爾克說，中國人在很久以前就發現了自然秩序的法則，但對其細節不甚了了，直到魁奈這樣的天才於10年前發表《經濟表》，才發展出有關自然法的原則，並提供了曲線圖和圖表。克萊爾克也像魁奈一樣，分明是號召歐洲人學習並效仿中國。
魁奈是一名理論家而不是政治活動家，他的重農理論受到在政府任職的杜爾閣的熱情響應。杜爾閣曾摘錄這樣一些句子：“中國的農業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農業都發達；然而這種快樂的狀態和它帶來的許多結果並不歸因於他們的耕作程序有什麼特別，也不是他們的犁鏵的形制或他們播種的方法特別；這一定主要是得自他們的政府模式，它具有由理性之手所深植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幾乎始於國家建立之初，也得自他們的法律，這是自然吩咐給人類最初的民族並一代一代神聖地保存下來的法律，錈刻在一個偉大民族的團結一體的心上，而不是寫在由詭計和欺詐所發明的模糊的法典上。”“大體上，中國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都直接傾注於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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