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從台北龍山寺旁邊的二手書店莽葛拾遺買了不少舊書出來，剛坐上出租車，正翻幾本很厚卻十分廉價的《中華文化復興論叢》，抬頭看背靠椅上的小屏幕正放公益廣告，大意是說一個社會不思進取會貽害下一代的生存，我暗想這算是對流行台灣的“小確幸”的“大批判”麼？舊書裡還在熱火朝天地談要如何從文化上反共複國，現實裡卻已經是連“小確幸”都實現得令台灣人都充滿警惕了，這個“穿越”來得有點陡，猛然想起十多年前在香港海洋公園第一次玩“極速之旅”。
明眼人已然看出在這個猛烈的“穿越”中，火速省略了那個讓人五味雜陳的“愛拼才會贏”階段，便是作家楊渡今年一月在北京三聯書店剛出版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一百年漂泊：台灣的故事》（台版名叫《水田裡的媽媽》，下引頁碼出自此書），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對此作者甚至借經濟史專家劉進慶《台灣經濟史》的觀點——他認為台灣經濟的起飛，是用很多工人的青春及應有權利之喪失鑄就的，類同大陸學者秦輝所說之低人權優勢——來為自己張勢助陣。劉進慶這觀點在他《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書裡也有幾乎相同的表達，可謂一以貫之。當然不只是工人們在用青春打拼，就是由農人屢戰屢敗，卻屢敗屢戰，最終變成小企業主的父親，其座右銘“今不做，何時做？我不做，誰要做？”除了表達其個性與自由意志外，踵武時代步伐，不言而喻。
一
台灣這一百年，首先是許多人在現實身份上出現的認同焦慮，連情感歸屬都出現某種難以釋懷的糾結。就像楊渡在他小說中說，祖母說自己出生時是清朝人，不久成了日本人，五十年後自己又成了中國人。沒經歷過不得已的身份變化的人，很難體會身份撕裂與認同感焦慮給自己帶來的諸般心理創傷與生活的不便。事實上，楊渡的幾位叔公的命運也因殘酷的現實而遭不同的播弄：一位被征到上海給日本人當通譯，後來日本戰敗，因逃避抓漢奸，近乎乞討才回到台灣；一位被征到南洋為日本當軍伕，僥幸逃過美軍的打擊存活下來，卻終身痛恨日本政府坑掉他用血汗換來的軍餉；一位在台中成功領一帶給日本人養戰馬，被美軍轟炸削掉一條腿。沒過幾年，國民黨來了，美國人又成他們的朋友了。這讓對美軍曾經憎恨的叔公們，一段時期內不知所措，得有個外人難以理解的調適期。這就像文學家林文月曾記載其先輩在上海聽聞日本戰敗，像日本人一樣痛哭，過幾天才緩過勁來，說我們哭什麼啊哭，我們是戰勝國的民眾啊，因為那時他們已知道台灣屬國民政府接管了。
作為大陸讀者，要理解台灣“一百年漂泊”的狀態與心理，就必須理解族群、身份認同與現實之間常出現的割裂，這是我們閱讀楊渡這本書的一把鑰匙。也就是說台灣的現實之根，卻一直並不穩靠。為什麼呢？史籍並無明載有政權統治的時期就不說了，自從出現政權治台以來，就走馬燈似地更換，從荷蘭（含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短暫統治）、明鄭、清朝、日本、蔣介石政權，每個政權的變化，他們都存在著身份焦慮、文化認同、意識形態適應等方面的難題，需要處理。“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成為鎖定台灣七十年走向最重要的事件，死傷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對受難者及其家人來說自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引起省籍、族群、身份、歸屬感等方面的情感糾葛與利益衝突，如此衝突甚至影響到台灣當下轉型正義的實現。
稍有認知常識且面對現實的人，總是深知一個人的身份與認同，即便在一個大致相同的社會裡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譬如我從農家子弟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對農村以及農民的感情，比那些完全不沾泥土的人要深，但與純農村人的身份與認同，肯定又是不一樣的——何況在出現非民選的政權改易的情形下。楊渡出身在台中農家，受惠於國民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但農業作為國民黨穩定其政權重要的基石，在讓民眾受惠的同時，其實對農民也存在一定的盤剝，並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如稻穀換肥料的政策，就是壓低農產品特別是水稻價格的做法，這做法與日據時期日本人利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對甘蔗的壓價統購，有一定的相同之處。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楊渡的父親才不甘心種田，因為那是沒有盡頭也沒有前途的苦役。正因進口替代、加工出口、政府大搞經濟建設的形勢下，農村的中小企業也加入了台灣經濟轉型的“合唱”之中。
就算是比較成功的土地改革——當然與歐美大農莊高效率與競爭能力相比，台灣的土改從長時段來看是否成功，現在已有不同的聲音，不過從台灣人稠地狹、資源稀缺的現實境況來看，恐怕這還算是不錯的次優選擇——楊渡也承認因所處地位與身份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評價。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台灣土改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因由：“土地改革能夠和平完成的奧秘，其實不是別的，只是鎮壓後的恐懼噤聲。一方面是反共清鄉的大逮捕，鎮壓有反共傾向的人與思想；另一方面是用土地改革來瓦解農村革命的可能性，雙管齊下，配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整個局勢終於穩定下來。”這說明楊渡清醒地知道因身份不同，而對土改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曾經擁有不少土地的台灣精英被整肅，而那些追隨國民黨的“半山”精英也借此成為得益的人。
從種田的農民變成經營企業的人，其間的艱難，在楊渡這本自傳體小說裡有非常曲折的描繪。父親好冒險好出風頭，有探險精神，不服輸的個性，使得他幹什麼都要在村裡玩第一，但吃第一個螃蟹的風險相當大。故才有那麼多受辱的經歷，乃至自己妻子因此被關進監牢裡，使家庭遭受很大的傷害與痛楚。對吃喝玩樂，除自身個性上的親近與喜好外，父親這樣做當然是為了尋得金融支持，乃至接受高利貸的盤剝，為了打開銷路而陪酒等，都是身份變化必須適應的陣痛。楊渡父母在台灣極速轉型期所遭受的陣痛——西方花了四百年的轉型，台灣花了四十年。大陸就更快，代價更大，轉型後遺症更為嚴重——通過他的筆，將其記錄下來，作為台灣一個轉型比較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而得以留存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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