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想起母親為躲避警察抓捕，將身子側躺在矮秧苗的水田裡，狼狽而屈辱，這真實的細節令人難受而動容，作為親歷母親受難的兒子，數十年後寫一部家族及台灣轉型的自傳體小說，自然要用“水田裡的媽媽”來名之。當楊渡到監獄探視母親未果，十四歲的他在回來的路上被那種此前就已經發酵的不公平感深深攫住了，難以釋懷。但我們只有看清他這種難以釋懷，才能更加明了楊渡成長為今天這樣的作家，有比較強勁的道義感，可謂其來有自。
幾年前我在《南方周末》讀到楊渡談到他初中即開始讀禁書的經歷，不由得心生羨慕之情。我比他小七歲，一樣在農村艱難長大，但到上大學之前根本就沒讀過課外書，更不用說有機會接觸禁書了。1949年隨國民黨到台灣的軍公教人員中，有不少知識精英，其學問與見識都不錯。但因台灣地方狹小，大學不多，研究機構更是稀少，故不少知識分子，只有分散到各縣乃至到鄉村教書，這對農村孩子來說無疑是個福音，楊渡就是這樣的幸運者。後來他把這樣的感念與靈魂孕育撰寫成一本《暗夜裡的傳燈人》，既寫了渡海到台的文化傳播者，又寫他閱讀各種禁書的經歷，同時紀念那些曾經坐牢的人，給他的精神滋養。
正是這樣的經歷，使得楊渡在二十幾歲在研究所畢業當記者時——在某種意義上看，從其畢業論文《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就已經預示了他未來的寫作方向——就特別注意包括黨外力量在內的民間力量的興起。不僅參加黨外雜誌《大地生活》的採訪與編輯工作，而且將這樣的經歷寫成《民間的力量》一書。後來他陸續撰寫的《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紅雲：嚴秀峰傳》，就延續了他早年熟讀陳映真小說後所夢想的“建立一座貧民醫院、收容所”的想法。即自己無力直接完成這樣的事業，但要在精神上弘揚與接續這樣的事業，這正是他特別在意公平，注重台灣真正的左翼人物的原因。
研究戲劇雖然是楊渡的專業，但他卻選擇新聞記者作為他第一份職業，這個職業既能滿足他業餘寫作的愛好，又能達成他對社會公正、言論自由的具體追求，故他參加了不少與環保有關的抗爭運動，同時也參與了不受國民黨待見的對其黑暗之揭露，使得家人在解嚴前為他擔憂不已。《水田裡的媽媽》一書在我看來，是楊渡多重身份的結合體，作品既是家族史，也是台灣社會百年來轉型之思；在歷史事件上滿足了史實的嚴謹，在對話上亦有小說家的想像與幽默，記敘事情上還有新聞記者的著實。我一開始讀他的書就斷定他有記日記的習慣，後來在書裡即發現了此點，同時也面詢他本人，得以證實我的這個猜測。因為新聞是即將成為歷史的事件，而歷史不少也是過去的新聞。
新聞記者的素養，與作家的想像之間，不少時候在書中是融洽的，但也難免在這過程中，議論稍多，而使得從傳統意義上來看楊渡這小說，在形塑人物時，或有齟齬扞格之處。二十世紀小說寫作中，故意模糊文體疆界的，當屬博爾赫斯這樣的遊戲者莫屬。而玩複調小說，應數陀斯陀耶夫斯基為最。楊渡這自傳體小說兼學二者的一些特點，但並不相同。即他不像博爾赫斯那樣真真假假，玩“博爾赫斯談博爾赫斯”，因為他寫的歷史皆斑斑可考，家族事務近乎實錄；也不像陀氏及後世追隨者那樣玩敘述人稱的頻繁轉換，因為整部書他皆運用全知全能似的第一人稱敘述。但他每章第一節皆以父親的生病住院為由頭，而後全是敘述、議論家族與社會歷史，形成現實與歷史的交錯、家族與社會的叠合，造成另一種意義上的“複調”之感，亦複有小說家卡波特《冷血》之新新聞主義寫作意味。
我老家渝東南與湘西一帶趕屍之神秘不少人都應該不陌生，我本人也在小時候經歷過一些靈異之事。但到台灣旅遊，和讀楊渡這本書，最特別的感受是，民間信仰在他們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比較大。台灣的民間信仰之多元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目下有學者統計多達二十八種。似乎任何人只要你願意，都可以修一個廟宇來敬拜，有的甚至好像是民宅兼廟宇，這當然是49年後大陸人不曾有過的經驗。所以楊渡的書裡關於民間信仰的章節占了較多篇幅，從外祖父的通靈，到父親的後半生致力於修繕當地最好的媽祖廟，再到家中的祖先崇拜，看上去人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官方的意識形態之管轄，民眾形成了生活及心靈上的某種自治。但到處都是神明，泛神論就開啟了通往無神論的便捷之門。這當然不是台灣所獨有，而是漢文化裡缺少這樣的思考，似乎很少人思慮到這一層。這就像“六億神州盡舜堯”，將“舜堯”泛化後，從道德高標到一錢不值，就會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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