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父親病危時匆忙趕回來，母親說辛苦你們四個孩子了。妹妹接話，咱們爸媽真會生，四個孩子都是五腳狗，到世界各地去打拼。倘使僅如小說中的妹妹所言，那麼這只是家族“基因”，一定會只停留於家族故事。而“我”則說“咱台灣人，漂浪四海，漂泊百年”，就成了一個台灣的現實理遭遇，以及著名的尤利西斯隱喻了。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大叔眼中的小確幸》開篇即引用袁宏道《雨後游六橋記》裡“落花積地寸餘，游人少，翻以為快”，沒有人認為他是小確幸，進而提及阮藉、嵇康、周作人，都沒有認為他們是小確幸。他說他也不知為什麼台灣年輕人這樣玩，就算是小確幸了。當然他在文章中替那些質疑者給出了一種答案，就是小確幸也許與艱難世事及生活隔離了。
其實要說生活品質比較高，別說歐美，就是近鄰日本，也比台灣人有更多的“小確幸”，卻很少有人說他們是“小確幸”。這也是翻譯家林少華將村上春樹的“小確幸”翻譯過來，卻只在台灣流行，而其他華人圈並沒有太大傳播動靜的一個原因。大陸還沒達到“小確幸”的地步，有人過得相對較好，還是“小概率”，尚說不上“確幸”。但台灣卻受制於自身的地狹人稠，資源匱乏，這倒也罷了。四百年以前的台灣歷史記錄得不夠細，但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台灣在被動的全球化進程中，就處於被“爭奪”的地位，這近乎它的地緣宿命。從葡萄牙之命名“福爾摩沙”，成為各方征逐的對象，以至於有不少台灣史家說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所有統治主體，都是外來政權。
這也就意味著，台灣目前這樣的平靜生活，確屬抓得住的微小而可以確定的幸福，但其能長久與否，不少人依舊沒有信心。這就像日本總是有“沉沒的日本”的憂患一樣，台灣人也有幸福還不夠確信能否長久的憂慮。從這個意義上講，台灣從來都沒有容易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有很多困難必須克服，不管藍綠選戰與政爭看上去如何猛烈，但我認為任何一個執政黨對台灣的經濟情形及就業形勢，都不能視而不見。這就是真正民選之緊箍咒，給執政者帶來的現實壓力。但現實的經濟政策與政治又是緊密掛鈎的，就像支持與反對服貿，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沒有非黑即白這樣簡省的事可供撿便宜。
1974年台灣第12屆十大傑出青年、殘障人士鄭豐喜在其去世前撰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汪洋中的一條破船》，在報刊連載，引起不小的轟動。據說後來蔣經國很關心，建議將“破”字去掉，1978年出版時果然改為《汪洋中的一條船》。領導人的舉止無小事，任何細節都可能被過度闡釋，何況大陸這邊還有虎視緊盯的對手，哪能對此不置一詞呢？請看同時期大陸對台宣傳的一篇文章《笑談反動小丑蔣經國》是怎麼來說這事兒的：
“不久前，台灣有一個姓鄭的青年寫了一本名為《汪洋中的破船》的書。在這本書中，作者僅僅是敘述自己的遭遇，沒有其他意圖。然而，蔣經國卻疑神疑鬼，諱莫如深，對‘破’字十分反感，於是強令作者把這本書的名稱改為《汪洋中的一條船》。”（見廣州軍區政治部聯絡部1978年6月編印的《揭蔣評論》p.23）
後來《汪洋中的一條船》被拍成電影、電視劇，影響很大，同名歌曲也比較流行。蔣經國疑神疑鬼否，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上文所引並非全是空穴來風，因為彼時蔣經國正受諸多困擾，正在提倡“莊敬自強”，就像此前把台鐵命名為莒光號、自強號、復興號，有討口彩的意味，更有意識形態的嚴肅，將“破”字拿掉亦可作如是觀。鄭豐喜用“汪洋中的一條破船”來形容自己努力的不易與艱辛，但我覺得把“破”字拿掉，來形容這幾百年來台灣的歷史與現實，卻也是恰當的。作為汪洋中的一條船，既是台灣自然地理的現實，亦是地緣政治的宿命，更是經濟全球化必須面對的困境。漂泊了一百年的台灣，只有到了不把“小確幸”，當成一種難得的追求時，那時或許有穩妥停靠的資本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