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稍具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從1949年年末開始，國共兩黨為爭奪聯合國席位而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比拼，是為使未經真正選舉的政權取得相應的統治合法性，國民黨最終因此落敗。共產黨在打壓國民黨的外交空間方面所做的多種努力，收效甚宏。使得台灣統治者和知識精英，都感到壓力與頽喪，但在表達時卻不能洩氣，所以官方號召大家“莊敬自強”的口號適時出籠，就完全可以理解。不特此也，就連棒球賽的勝利，都成了政治凝聚力的一劑強心針，就像台灣現在的選民政治中，依然有人利用“棒球政治”及其代言之球星王建民，來達成自己的目的，七十年代在日本打棒球出色的王貞治因持台灣護照（參見鈴木洋史《王貞治·百年歸鄉》），也成為國民黨外交上被打壓的替代性支撐。直到阿扁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還任命王貞治為他的“無任所大使”，可見棒球這項運動在台灣的政治意義，一點都不亞於乒乓球對大陸的意義，只不過大陸民眾因信息被封鎖而不知曉罷了。
統治台灣不久的1897年，日本統治者將棒球引進到台灣，逐漸成為台灣人比較喜歡的一種體育運動，1931年由台灣人（包括原住民）組隊才兩年的嘉農棒球隊戰勝了日本人組成的台北商業隊，使得這項運動就更加風靡，影響台灣甚巨。前兩年被導演馬志翔拍成台灣熱賣的電影《kano》（電影大部分對白用日語，也許這對一些人的原有認知與固態身份是一種挑戰），就以此故事為藍本。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如黃東治、邱韋誠撰寫專書《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與認同》（台灣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來探討對原住民特別是對阿美族的影響。但在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前期，棒球並沒有受到官方的重視，只差說它是“皇民化”教育的一部分罷了。
但此一時彼一時，統治合法性需要棒球來做強心針時，統治者才不會管它是不是從日本引進來的了。這樣我們才能理解，1969年夏天台中金龍少棒隊打進美國威廉波特大賽，處在農村的三合院一大家子二三十人，夜半起來觀看比賽的情形。在中華青少年棒球隊1972年首獲世界冠軍後，郵局發行了一套四枚印有“莊敬自強”的紀念郵票，這對剛在聯合國喪失合法席位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可以給民眾帶來說法上的安慰。三獲世界冠軍後還發行了台灣首日封及郵票，圖案分別為石油化學工業、鐵路電氣化（1977年）、桃園國際機場、南北高速公路（1978年），全是政府建設台灣的成就。當統治合法性不是出於民選時，它作為最高的意識形態需求，就使棒球在台灣沉寂二十年後，在七十年代與保釣運動、鄉土文學爭論乃至黨外運動的萌芽一起，成為民族意識勃興與台灣本土權利意識高漲的多重合流。
楊渡父親因從小生活在日據時代，上學學的是日語，因家窮困只學幾年就輟學了。他能講閩南語，但閱讀只能看簡單的日文書。他幾位叔叔都因被征參與日軍的活動，而生活受很大的影響，幸好在他十五時日本就戰敗了。但從小受的日本教育，在電影與音樂上對他影響很大，經常不自覺地唱出不少包括日本民謠在內的歌曲，而演歌中那種抒發情緒愁悶的內容，更常使他曲不離口。一個從小學了幾年日語的農村人，在國民政府來台只准使用漢文後，其閱讀能力堪稱文盲。其生存格外的艱難，我們可以揣摩，卻不一定真能理解那種滄桑之變在他內心的感受。直到幾十年後的九十年代，他與自己的兒子討論“台灣的悲哀”時，才吐露自己在日據時期與國民黨解嚴之前，同樣是二等公民的屈辱。那種不知何時天亮的內心煎熬與壓抑，哪是語言能形容得出來的？
幸運的是，楊渡父親搭上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的“便車”，雖然他幾次被從“車”上擠下來，摔得個鼻青臉腫，但他不服輸的韌勁，終於得到了苦盡甘來的回報。吊詭的是，他能在商業洪流中起死回生，其中最重要的“救命稻草”便是他小學所學的那幾年日語。他到日本買日語教材與字典，回來向人請教，終於在沒辦法買下日本人專利的情形下——因日方索價太昂，要求過苛——通過自己的摸索，找到了解決鍋爐節約能源的核心技術，從而使自己在台灣鍋爐行業，擁有一席較為有利的位置。你說像這樣的時刻，他就是愛情不自禁地唱起演歌，你有什麼感到意外的呢？
當我們讀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聽羅大佑唱同名曲時——羅作此曲並演唱之，遭受頗多阻力，因為國民黨覺得這是對他們的挑戰，還是蔣勛想了個“致東南亞難民”，通過身份的移位與權利的落空，才使影射不致著實——我們多少人能將自己置換進去而理解他們內心的“漂泊無依”呢？這就像楊渡談大陸抗戰，大家都覺得注定是要贏的，只是時間長短而已，而台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幾十年了，哪裡能有這樣的期待啊。台灣在1915年噍吧年事件後，武裝反抗幾乎絕跡（霧社事件個例而普遍情形），所以才有知識精英與士紳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做民族意識之啟蒙，就算有點對抗性質的由簡吉、李應章等所組成的台灣農民組合，與此前的武裝反抗相比，不少也只是在法律框架範圍內解決問題。這也是1937年後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化”，並沒有遇到太大阻力的心理狀況和現實情形，因為普通人不可能預知中國戰勝了，台灣會回歸國民政府。正因如此，一旦國民政府來台接管，引致民眾極大的期待，可是“二二八事件”，及以後漫長的戒嚴，對他們的煎熬，恐怕也不是那些覺得台灣有今天的局面，是很輕鬆得來的中國民眾所能體會的。
我們常常習慣在大陸、台灣找許多相同之處，這視角自然有其意義，甚至在大陸這邊還具備天然的政治正確。但我覺得作為一個愛思考的人，你往往要看雙方的差異何在，是因什麼原由而有所差異，這種差異是否已經影響到互相之間的溝通。比如我們通常認為外省人和眷村長大的一代，就天然地是統派，但若你讀過外省籍學者田欣的《台灣，我唯一的祖國》，你就會知道人是多樣的複雜的，思想並不天然統一到你想像的那個群體中。這就像楊渡這樣早已算是台灣“土著”的人，卻有對渡海到台的文化傳道者的真誠感念一樣，這正是台灣的魅力之所在。這方面的分析我認為還是法國學者高格孚的《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比較高明。換言之，等我們大陸人能有一種不急於下政治正確的斷語，能就別人的處境與人生的艱難，有一種感同身受的體會後，就不會輕易被一堆主義與抽象的政治觀念所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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