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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誓及聲明條例》（攝影：蘭忠偉） |
記者：按照您所梳理的這種階段性的矛盾，以及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深層次矛盾，所以我可以認為，香港問題實際上是不可能解決的，因為是結構性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內已經算比較理想？
李環：我覺得可以這樣說。實際上，矛盾也只能是緩和。隨著社會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政治矛盾慢慢理順，如中央與泛民、本土派之間建立某種信任，行政立法關係改觀，政府施政較符合市民的期望，矛盾就會得到緩和，但是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還是存在。一個社會建立起一種制度，並開始往前發展時，制度本身就需要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制度有時候也會滯後，這就需要改變和調整。香港與其他社會一樣，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比如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立法會選舉制度，長遠來看都需要調整，其實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已經有過調整，過去是不允許有政黨背景人士參選，後來變為若有政黨背景，當選後需要從政黨中脫離，因為要保持中立。但在我看來，未來的特首人選還是需要有政黨背景，這樣無論是在行政機構中還是在立法會中，都有一班持相同理念的人支持他，雖然他的支持者們可能不是立法會中的多數，但立場堅定，理念相近，與之遙相呼應。特首不應該是孤軍奮戰。長遠來看，香港還是要朝這個方向發展。
記者：本屆特首的任期就快要結束，您認為下一屆的特首以及特區政府，最需要迫切解決哪些問題？
李環：經濟民生和政改。我覺得梁振英的施政大方向是對的，要從經濟民生尤其是住房問題入手，但因為改變需要時間，梁振英這一屆政府還沒有來得及看到成果。下一屆特區政府還是要繼續為經濟注入活力，找到一些新的增長點，哪怕是比較小的增長點也要去做，像“一帶一路”這樣的國家大戰略，更是要挖掘機會。經濟找到方向後，民生也要進一步改善，最主要的就是住房問題、貧富差距等。香港的問題不只是經濟矛盾，也摻雜著一些政治因素，所以解決起來一定要政治經濟一齊抓，都得有所推進，單純靠一個方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經濟上的理順促使政治矛盾得到緩和，政治矛盾的緩和促使整個社會更好地發展經濟，互為表里。
記者：澳門“一國兩制”的實踐，看樣子似乎要比香港成功許多，您認為澳門在“一國兩制”實踐上，有哪些值得香港借鑒的地方？
李環：香港澳門乃至台灣，雖然都是華人社會，但差別是很大的。香港和澳門都實行“一國兩制”，且過去都是殖民地，所以我們喜歡去做比較。但實際上，香港和澳門的差異性很大。香港社會比較發達，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市民受教育程度較高，具備全球視野，而且有一批專業精英，成為令社會穩定的中產力量。澳門是社團社會，習慣“政府包辦”。賭業開放多年後，才出現收入達至中產水平的階層，如賭場的荷官，但教育水平還遠沒有達到；專業人才、國際視野等也沒法和香港比。兩個城市在人口、面積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別，可以說，兩個城市根本不在同一個級別上。澳門回歸之後，前兩屆特首何厚鏵比較強勢，基本上能夠控制住局面，而且澳門有很多社團，社團力量都很強大，能“協助”特區政府施政，這和香港的社會情況完全不同。
然而，港澳台都面臨市民要求分享政治權力，分享經濟成果，促進社會多元和諧等問題，這在三地是相通的。分享政治權力就意味著政府決策要透明化、要按程序辦事，民眾的意見要吸納進來；分享經濟成果就意味著要努力讓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如澳門雖然近年賭收下跌，但仍然“不差錢”，讓市民分享經濟成果，不僅僅是每年“派錢”，更要為市民尋找機會，包括參政議政的機會以及向上流動、提升個人素質的機會。如此，社會才會比較健康的發展。
從目前的發展狀況看，無論是“一國兩制”下的澳門模式、香港模式，還是台灣的模式，包括大陸現在的發展，實際上大家追求的東西都是一致的，只不過各自路徑有所不同罷了。“一國兩制”到現在才落實19年，在這個過程中牽扯到了很多方面，不僅僅是特區自身的發展，也包括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兩地之間的關係等，但這些暴露出來的問題，處理、解決得好，就是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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