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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記者帶著一系列的問題趕赴北京，專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港澳事務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環博士（攝影：蘭忠偉） |
記者：如果之前把反對派稱為不健康的合作者，畢竟他們還沒有公然宣揚“港獨”，那麼本次六位進入到立法會的“本土派”，就是不健康更不合作者，完全公開“港獨”理念、衝擊“一國兩制”。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六位當選的“本土派”以及未被選中的“本土派”候選人，合共獲得了近40萬張選票，占總投票率的19%，這實際上已經說明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您怎麼看？
李環：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本次選舉是一次世代交替的選舉，無論是建制派的民建聯或工聯會，還是傳統泛民主派的民主黨和公民黨等都在進行更新換代。參加過“佔中”的這一批年輕人，剛好在這一時期冒起，他們的一部分票源實際上瓜分了傳統泛民的選票。另一方面，近些年香港政治爭議不斷，社會怨氣比較大，一些選民對泛民比較失望，對建制派也不滿意，因此這部分人士將選票投給了激進的“本土派”。這兩方面因素基本上導致了“本土自決派”在立法會的崛起。有一部分人希望通過他們帶來一些改變，但是在一個選舉的社會，民意是很飄忽的，如果這一次選出來的“本土派”表現很差，不能促使香港各方面情況得以好轉，甚至反而會更壞，那四年之後立法會再次選舉時，也會選民會換一些人，或者可能會變得相對保守一些，這裡有一個逐漸調整的過程。
記者：到了一定的階段，選民會回歸理性和務實嗎？
李環：我認為有這樣的可能，但前提取決於香港現有的社會矛盾得到緩和。這一屆政府面臨的壓力確實太大了，梁振英自上任以來就不斷受到攻擊，五年的任期風波不斷，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2013年戴耀廷提出“佔中”，政改議題提前發酵，2014年“佔中”發生，2015年政改被否決，2016年初“旺角暴亂”，這種衝擊性的事件剛好都發生在他的任期之內。不過，特區政府也需要檢討，如對一些事件的處理方式，以及一些政策的處理手法等。
香港是選舉社會，年輕人手中有票，對社會有怨氣，自然比較激進。但在香港目前的人口結構中，他們實際上是少數，占主導地位的仍是五零後和六零後，或年齡更大的人。這些人是香港經濟騰飛時代的得益者，現在依然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上，香港整個社會的結構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這樣一種現實利益得不到滿足，社會結構又難以撼動的情況下，經濟、政治矛盾交織，年輕人一定會更激進，社會上要求改變的心理也會更強，但如果社會矛盾緩和了，經濟民生都得到發展，而且政府切實在為普羅大眾謀福利，大家也都看到成果了，那個時候，多數激進的市民就會回歸理性和務實。。
記者：所以社會上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是以年輕人為主，是因為年輕人得不到機會，向上流動的機會比較低嗎？
李環：是的，這些都是其中的因素，年輕人激進且理想主義，屬於後物質主義的一代。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處於正在成型的時期，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如果他們人到中年或已成家立業，各方面的利益牽扯比較多，就會相對比較保守。2015年中央政策組做了一個調查，關於20到29歲的青年人為什麼上街？結果顯示，很多人並不是出於經濟理由，而是出於對民主自由，包括維護本地價值的認同；而且持這種傾向的年輕人，可能對社會的批判更激烈，採取的行為有時也更激進。這些人大都受過良好教育，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廢青”，包括“本土民主前線”和“青年新政”中的一些年輕人，他們大學畢業，受過高等教育，能夠獨立思考，按說應該能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安穩度日，但卻走上了“抗議”的政治之路。
當前香港一個現實的情況是，老一輩人趕上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的騰飛，機會比較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回歸談判，有些人選擇移民，又空出來許多位置，那時候的人對未來有預期，知道自己十年後能夠達到哪個位置，因為整個社會都處在上升期。但現在經濟發展相對平緩，機會也減少了，所以年輕人出來工作時，發現老一代還占著位置，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然就比較少。雖然特區政府也鼓勵年輕人到香港以外去尋找機會，但能到外面去的都是有競爭力的，而真正有競爭力的人都是很開放的，反而是一些激進的人士，縮在了自己的角落中，缺乏競爭力，只能在一個小圈子中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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