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您剛提到特朗普上任有其不確定性，是否也意味著存在可塑性？
周文星：是的，這就是我們可以做工作的空間。但這只是比較總體性的觀察，新政府在中國問題上的具體政策，還要看特朗普或哈里斯上台後的執政團隊與幕僚成員構成。誰將加入內閣至關重要，因為這將影響他們的對華和對台政策。
哈里斯可能更依賴專家團隊，而這些專家群體在涉華和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有豐富經驗，對她有較大影響。但特朗普則不同，他更傾向於依靠自己的直覺和個人判斷，而不是聽從專家的意見。
如果我們能夠滿足特朗普的利益需求，他可能會要求對華鷹派內閣成員在台灣問題上“不要鬧事”；但如果無法滿足他的“要價”，他可能會任由鷹派在台海問題上採取我們難以接受的措施。特朗普的政策有可預測和不可預測的兩面性。如果達成了他想要的交易，政策是可以預測的；但如果未能滿足他的要求，他可能採取何種行動就很難預料，包括是否派遣內閣級官員訪台或允許共和黨議員提出極端挑釁性的涉台議案，這些都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中評社記者：台灣社會也有輿論擔心，如果特朗普達成自己的利益目標，很可能在台灣問題上會進行戰略性妥協。
周文星：我認為確實有這種可能性。特朗普的政策往往像“過山車”，無論是對中國大陸還是台灣來說，都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台灣方面也很擔憂特朗普可能採取的極端措施，例如“放棄台灣”。雖然完全切斷對台關係在現階段不太可能，但特朗普可以通過發布政策文件、與中國簽署“第四公報”等方式，從行政層面重新定義美台關係，這會影響台灣問題在國際上的曝光度和性質。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其行政當局的言行對國際輿論有很大影響，因此任何形式的戰略性調整都會引起台灣方面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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