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歷程中，鄭振鐸的名字不能忘記。鄭振鐸對《永樂大典》的興趣，反映了時代的潮流與風向。1938年，鄭振鐸發表了《中國俗文學史》，這部具有奠基意義的著作，將視野轉向此前並不為文學研究者所多關注的“俗文學”上，如歌謠、變文、鼓子詞、子弟書等，這些興起於民間的文學形式，其實擁有比“雅文學”更多的受眾，它深刻影響了社會心理的形成。這些民間文學的材料，許多就保存在《永樂大典》中。
《永樂大典》當然不只保存了許多民間文學的材料，它堪稱“典籍淵藪”，尤其它收錄文獻很少删改，基本保持原貌。從清代至今，對《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讓已消失的重生，讓遺忘的再度被記起。
國家圖書館歷百年成為《永樂大典》最大收藏地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成為第一任國家文物局局長。1951年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鄭振鐸的《關於永樂大典》一文，文章介紹了《永樂大典》的編纂、流失與收藏。同月，在鄭振鐸等人的策劃下，北京圖書館舉辦了一場《永樂大典》展覽，在二十天的正式展期中，總共有八千二百多人一睹《永樂大典》真跡。
1951年，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永樂大典》册數從前一年的109册一躍至144册，其中新增的33册來源於以下三處：這年3月，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將所藏11册還贈中國；7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的提議下，商務印書館將所藏21册全部捐給政府；8月，時任天津市副市長、實業家、收藏家周叔弢將所藏1册捐給政府。這33册均轉交北京圖書館統一收藏。
鄭振鐸與張元濟是故交。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鄭振鐸介紹了商務印書館藏《永樂大典》的一段往事：這批藏書原藏於上海商務印書館附屬的涵芬樓，在1932年日軍發動的“一·二八事變”中，涵芬樓被炸毀，無數典籍葬身火海，《永樂大典》由於提前轉移到了其他地方而幸免於難。鄭振鐸對商務印書館此舉表示由衷敬佩，評價“該館今以歷劫僅存的最珍貴的圖書捐獻給人民政府，其化私為公、熱愛政府的心，是值得欽佩的。人民信賴與熱愛自己的政府，曾不斷把他們的所藏捐贈出來……他們明白人民政權會十分重視這些文化、藝術遺產，而且會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給人民大眾加以應用與參考研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