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種種差異，都決定了在規劃“兩制”台灣方案時，既需充分借鑒港澳模式，又需充分考慮到台灣問題自身的特殊性。例如在“一國”方面，無論是香港還是澳門，在回歸前由於長期的外國殖民壓迫，都渴望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對中國的認同感較高，但在台灣由於李登輝以降長期的台獨教育等扭曲和誤導，島內目前對祖國的認同感呈現下降態勢，對於統一的意願相對有限。在“兩制”方面，香港和澳門在回歸以前數百年歷史中，都從未有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經歷；回歸後，“一國兩制”不但賦予了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權力，還為其打開了“高度自治”的巨大空間，這恰好契合了港澳同胞“自己當家做主”的心理訴求，因而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但台灣目前已經可以選出自己的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形成了“自己人當家做主”的權力體系結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基本已經實現了“完全自治”，因而無論“兩制”台灣方案賦予其多大的“高度自治”權力空間，很多台灣民眾特別是綠營支持者都會認為“吸引力有限”。
未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形成和落實，將與“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存在較大的不同。香港和澳門都是先回歸後治理，而台灣會是邊治理邊統一。也就是說，未來兩岸的實質統一不會是一個將來時，而是現在進行時，不會祇是一個時間點，而更多是一個時間段，兩岸將在相互融合發展的過程中逐步邁向統一，並最終達到某個時間點上的形式統一。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就提出，兩岸統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13〕背後的潛在意涵就是兩岸統一不會通過消滅某一方的方式來實現，而會是在相互融合中走向統一。而在形式統一完成之前，中國大陸在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自然可以更好地聆聽台灣各界的心聲，因而也可以更好地謀劃和完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所以，從本質上來講，兩岸融合式發展本身是一種漸進式統一，這既可以有效對沖島內蔡英文總統當局“漸進式台獨”所帶來的種種危害，也可以為兩岸將來實現形式上的統一打下堅實基礎，有效化解兩岸統一後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與挑戰。
三、反向相關性：兩岸統一的時間變數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調節幅度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個概念雖然是由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正式提出，但其實對於這一概念的具體內涵也就是兩岸統一後的中央和台灣的關係、台灣的社會治理等問題，始終在進行著探索。
一是台灣將繼續維持其社會制度不變。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明確表示，兩岸統一後，“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4〕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也表示，“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15〕兩岸統一之後維持台灣社會制度不變，這也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