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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長遠看，中美應當會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新關係架構。 |
中評社╱題：中美博弈與台灣的選擇 作者：王衛星（北京），中國軍事科學院首席專家、少將
儘管特朗普政府加大了“以台制華”力度，但由於台灣自身分量有限，其在美國國家利益排序中的地位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升，算不上那種美國可以“為之而死”的“生死攸關利益”，也算不上美國可以“為之而戰”的“極端重要利益”，最多祇能算是可以“為之喊兩句”的“重要利益”。針對中國的日益崛起，美國企圖通過“利用台灣、控制日韓、經略關島”的戰略佈局，加快實施“穩踞前沿、經營二線、遏制中俄、確保霸權”圖謀。
從長遠看，中美應當會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新關係架構，其基本特徵應當是尊重對方核心利益、不打仗、不“脫鉤”、不逼迫世界“選邊站”。這其中的每一條都對主張“謀獨”的台灣當局不利。今後中美關係再建構、再平衡的過程，必然是中美涉台關係再調整、再平衡的過程，這個再平衡過程，亦將是“台灣牌”效能逐步下降的過程。
2004年2月，我在新華社《瞭望》雜誌第5期的一篇文章中曾寫過這樣一個故事：當時在美國流傳著這樣一個政治笑話，說是某天早晨，一位美國父親對兩歲的女兒講：“快起來，咱們要和中國打仗了！”女兒疑惑地問：“為什麼？”父親振振有詞地回答：“為了台灣。”女兒又問：“台灣在哪裡？”父親拿了張世界地圖，指著亞洲大陸一個很小的點說：“在這裡。”女兒接著又問：“中國在哪裡？”父親指著一塊比台灣大幾十倍的地方說：“就在這裡。”女兒抬起頭來，一片茫然地問著父親：“爸爸，難道總統都不知道哪個大，哪個小嗎？”美國這位父親一句話也沒回答上來。這雖然是一則笑話，但反映出了問題的實質。一個連兩歲小女孩都懂得的道理，難道美國政治家們不懂嗎？
據此，我想探討三個重要問題：
一、台灣究竟是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2017年12月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連續拋出《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印太戰略》等報告，把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把中美關係定位為長期戰略競爭關係，對中國大陸開展“全政府”對抗，以貿易戰為先導，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科技等方面，向中國大陸發起挑戰。美國此舉，意在遏制中國崛起，維持美國稱霸、西方主導的既有世界格局。
在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整體佈局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加大了“以台制華”的力度，將台灣由奧巴馬時期的一個“閑棋冷子”，啟動為美遏華制華的一個“打手”。
台灣問題歷來是美國以台制華的主要抓手之一。從中美建交以來的歷史看，美國始終堅守“台灣牌”不放，即使中美關係緩和期也沒有放棄。對美國來說，“台灣牌”最好打，效果直接、便捷，立竿見影、可進可退；“台灣牌”操作空間大，從引發戰爭，到激起兩岸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安全衝突與危機，涵蓋戰略戰術層面，有望達到戰略影響、戰術牽制、技術調動之功效。因此，美國幾乎每次對華發起重大戰略性、階段性挑戰，都要打“台灣牌”。
目前中美關係態勢表明，美國已經再次把台灣當棋子，納入印太戰略體系，利用台灣問題提高自身籌碼，企圖利用“台灣牌”迫使中國大陸經濟上讓步、戰略上配合，同時分散牽制中國大陸精力，阻扼大陸“一帶一路”推進，遲滯大陸和平發展步伐；鼓勵分裂勢力，防止台獨轉型、萎縮；壓台灣擴大對美進口，購買美國武器，謀取直接經濟利益。眾所周知，一段時期以來，美國政府和國會也的確從政治、法律、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面推出一系列舉措，支持台灣當局，暗中扶持民進黨政權。
所有這一切，給很多台灣人造成了一種錯覺，認為台灣在美國的戰略棋局和利益排序上地位作用大幅提升。特別是台灣民進黨蔡英文總統當局受到激勵，認為抓到了“聯美謀‘獨’”的千載難逢機遇，戰略上竭力向美國對華新戰略輸誠、靠攏、融合，爭當盟友；政治上宣揚台灣是“民主自由政權”，博取同情；經濟上支持美國與中國大陸打貿易戰，鼓吹“脫鉤”；安全上徹底倒向美國，尋求安慰；涉外上爭取美國相挺，抗衡中國大陸，藉機推動“拒統謀獨”進程。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希望越大，失望就會越大，跟頭摔得會越狠。在中美戰略競爭博弈新形勢下，美台關係究竟會密切到何種程度？美國與兩岸之間關係會如何傾斜？美國會支持台灣當局與大陸對抗較量到什麼程度？美國會不會支持台灣“獨立”？在中美戰略博弈中台灣的終極命運如何？這些還都是變數，絕非民進黨人一廂情願那樣一清二楚、一成不變。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在中美戰略博弈中，台灣在美國的戰略定位中永遠祇是一顆棋子。因為台灣不具備做美國長期盟友的戰略分量。在中美交惡和建交兩種情況下，美國都曾拋棄台灣，充分說明了台灣的戰略分量有限，是可以視情拋棄的棋子。在美國人眼裡，台灣以往是、現在是、未來也始終是一顆棋子，絕不是英國式的盟友。棋子和真正盟友的基本區別是：前者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後者是相對長遠的恒定考量；前者要精確計算損益，後者對損益可大而化之；前者變數很大，後者相對穩定；前者現實主義主導，在決定彼此關係定位與取捨時不會有太多諸如信譽那樣虛的顧慮，後者有理想主義色彩，不會輕易決定取捨，會把維繫信譽等放在重要考量因素之內。更何況，西方國家的長期盟友也不是恒定不變的，“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祇有永遠的利益”。總之，美國不會對台灣當局和民進黨人無條件支持。
其次，在美國的國家利益等級排序中，台灣問題從未排到第一位——“生死攸關利益”，也排不到第二位——“極端重要的利益”。美國一般將其國家利益分為四類：生死攸關的利益、極端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及次要利益。處於頂端的“生死攸關利益”，是指捍衛美國生存、促進美國福祉所必不可少的利益。對於“生死攸關利益”，美國即使沒有盟友參與的情況下也會採取單邊行動，準備投入戰鬥。在美國國家利益這個層級的必備條件序列中，台灣哪一條也靠不上。
“極端重要利益”是指這類利益若遭侵犯，將嚴重削弱美國政府捍衛和促進美國福祉的能力。對於“極端重要利益”，美國祇有在盟國的共同參與下才準備動用武裝力量。從美國該層級國家利益的必備條件序列中看，台灣通常也排不進這一位階，最多是“重要利益”。2019年10月20日，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奠基人米爾海默斯在清華大學演講中指出，對中國來說，現在最好不要就台灣問題發生衝突，直到力量變化到與美國對抗可以佔優勢的時候，再一舉解決台灣問題。言外之意，假如美國和美軍沒有把握戰勝中國大陸和解放軍的話，就不會保衛台灣了。而實際上，且不論中美戰略競爭未必是零和遊戲，即便是，美國從來也不會為了台灣，而押上舉國之力與中國大陸進行“世紀大攤牌”，精於物質利益算計的特朗普更不會單純為美國的所謂信譽與強大的中國交手，而特朗普現象的背後，是美國日益壯大的民粹民族主義勢力，是最講求實際利益的，是更加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的。
同時，米爾斯海默所不瞭解的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朝鮮戰場上較量過的強勁對手，美軍從來沒有“打贏”的把握。2007年3月25日，時任美參聯會主席佩斯上將訪華回國接受美聯社記者採訪時曾說：“美國對有核國家與無核國家、核大國與核小國的政策有相當大的區別。假如中國有能力與另外一個核大國進行一場核戰爭，應當明確告訴別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道理很簡單，中美作為兩個核強國，相互交戰不但將是兩國的災難，也將是全世界的災難，至於敢於與美國聯手的國家或地區，則將首先成為犧牲品。實際上，假如日本決策保衛台灣的話，它是有前提的，就是美國要保衛台灣，因為日本沒有戰勝解放軍的實力。換言之，祇要美國放棄台灣，日本無論是否願意，都無力單獨與中國較量。同時，日本也非常清楚，即使美日聯手干預台灣問題，那麼中美日三方中最大的受害方祇能是日本。今年的國慶閱兵，中國大陸已經展示了諸多世界第一軍事能力、美軍對付不了的武器系統、日本無計可施的殺傷體系，未來這種東西祇會越來越多，不會減少。
第三，儘管中美關係正在發生歷史性、結構性變化，但迄今美國在打“台灣牌”方面還是有分寸的，支持民進黨當局是有限度的，明顯投鼠忌器。如通過的涉台法案多，甚至可以說鬆動了“一個中國”政策基礎，但執行率相對較低，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軍事挺台力度增大，不少方面有所突破，但與歷史上的強度高點相比，在內容、時機、形式、性質、品質、數量等方面依然有差距，與台灣當局要求更不相稱；拉台共同打貿易戰、科技戰意圖明顯，但在美台貿易協定問題上依然不那麼積極，對台灣當局消除貿易逆差、進口美國食品的壓力也沒有放鬆；支持台灣當局維持和擴大國際空間，甚至直接走到前台支持台灣當局參與國際組織、恐嚇“邦交國”，但在聯合國等敏感問題上並未放手。實際上，美國不是不想這麼幹，而是面對中國這樣一個超體量快速發展的大國，它不得不有所顧忌，而且未來中國令美顧忌的因素祇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綜合來看，未來美國仍將維持“一個中國”政策相對穩定，不與中國大陸因台灣問題撕破臉；維持台海安全局勢基本可控，不與中國大陸開啟戰端；維持對台灣當局“兩手政策”，不刺激中國大陸被迫提前徹底解決台灣問題。
總的看，儘管特朗普政府加大了“以台制華”力度，但由於台灣自身分量有限，其在美國國家利益排序中的地位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升，算不上那種美國可以“為之而死”的“生死攸關利益”，也算不上美國可以“為之而戰”的“極端重要利益”，最多祇能算是可以“為之喊兩句”的“重要利益”。說台灣的前途命運已經關乎美國的核心利益，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狀，更不符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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