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時候，在中央的文件當中才有一種說法，叫建設一批具有專業優勢的思想庫和智囊團，2014年末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興智庫這是總書記提出來的，所以這個經費的劃撥過程，經費的使用過程呢，自然而然就沒有與它相匹配的制度規定同時出台。
在我們運行過程當中就遇到一個問題，智庫研究員有他自身的特點，但是這個經費的供給渠道和管理渠道，基本上是脫胎於行政機構和過去其他事業單位的一套制度規定，這兩者之間就經常會發生劇烈的碰撞。我們有些智庫研究特殊需要，經費就不能保障了，就不能保障了。智庫研究所需的這些經費的項目，在可以允許的報銷項目當中，你找不到它合適的位置。
所以我們寧願是什麼呢，有錢而不能用，大量的經費趴在賬戶上，而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當中的又嗷嗷叫，就是這樣子的，相對來講也是困難。我們總是拿什麼聊以自慰呢，就是任何新興事物剛剛起步的時候，都有一個適錯的過程。
既然是新建智庫，而且我們多現在也才只有五年的時間，所以什麼是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大家還在探討當中，就允許這樣一個過程與自己相伴隨一段時間，也是反覆的、不斷的去呼籲，能夠改變這種大而化之的這種做法，來管理智庫研究經費的這樣一些制度規定，現在有一些突破，但是還不夠徹底，還得慢慢的磨合。
中國網：剛才您也提到了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我就特別想問一個問題，您認為中國特色表現在哪裡，然後新型又新在哪裡？
高培勇：這兩個詞是蠻有意思的。講中國特色從字面上講，一定是相對於外國智庫而言的，就是我們中國的這套智庫的運行，和其他國家的智庫是有它自身特點的，講新型是相對於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智庫而言，都是在變化當中。
所以這五年當中，儘管在最初的時候並沒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樣一種概念，但實際上你只要建智庫，不可避免的就要遇到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在中國社科院建設財經院，這個智庫怎麼辦，你得有一個參照系啊，當初2011年的時候大家對於什麼是智庫都搞不明白，我們後來說有智庫運行規律，那是後來經過一段時間這種碰撞才得出來的這種概念，所以得找到參照系，我們找參照系就找不來。
比如說2012年，我們專門到美國、英國考察智庫建設情況，美國的智庫、英國的智庫是怎麼建的呢？你看一看它基本上不是政府辦的，財團提供經費聚攏了一批人，那麼它和政府之間就發生聯繫，如果說它的產品可以，政府可能會提供給一定的經費就會購買它的智庫產品，有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購銷的這種渠道。他的研究，他們強調研究的獨立性，也沒有其他方面的這種要求和限制，中國的智庫該怎麼建，比如說有人要問你獨立性體現在哪，智庫不獨立還談什麼智庫啊，人雲亦雲，領導說什麼你就跟著說什麼，那還要智庫幹什麼呢？
所以我們首先說獨立性在哪，大家就是這幾面磨合下來我們發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在我們這個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建的智庫，也講獨立性，不是不講獨立性，這個獨立是什麼呢？獨立於自身利益，獨立於各種既得利益，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站在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角度去考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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