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更不能忽視資本和戰爭之間的關系。資本需要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不喜歡戰爭，但經濟競爭經常導致衝突和戰爭。當資本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而自身不能對付時，就會借助國家能力來應付競爭對手。并且，一旦資本和國家權力（包括軍事力量）結合起來時，衝突和戰爭更變得不可避免。
中國必須避免和美國的經濟戰，但面臨三個巨大的挑戰。第一，中國以何種方式和什麼樣的速度追求國際經濟的領導權？第二，在追求國際經濟領導權過程中，自身的經濟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要追求國際經濟領導權，就必須深度融入國際經濟，而這個過程中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就會給美國或西方很多機會來“做空”中國經濟。
這兩方面的矛盾實際上已經顯現。例如，美國在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中國方面出現很多失誤的機會，包括中國對外投資的阻擊、人民幣離岸業務及做空機制、離岸人民幣與在岸人民幣匯率差價的投機行為等。股市滬港通及深港通的開放程度和國際期貨業務的開展，在客觀上能够推進中國的金融發展，但由於中國專業人才結構和經驗不足，管理及技術水平極其低下，出現了無窮的問題。從去年股災及今年初的資本市場表現都說明了這一缺陷。對政策從預估、制定、實施、監督、反饋及反應機制，調整均無法滿足資本市場國際化的要求。中國不僅沒有足够的危機意識，更沒有足够的經驗和能力來應付可能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及其國際化將可能是消耗國家財富的最大漏洞，更可能成為美國打擊中國經濟的突破口。
第三，中國單一的政府能力如何應付美國全方位的能力？美國可影響中國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經濟（國際資本）和社會力量（非政府組織）等。索羅斯們并不是美國政府的力量，而是經濟和社會力量。但中國只存在政府力量，經濟和社會力量要不沒有發展起來，要不被限制發展。這使得中國政府在回應外在力量時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在全球化時代，正如國際資本名正言順地滲透到中國經濟一樣，國際非政府組織也會不斷滲透到中國社會。千千萬萬個索羅斯或者國際非政府組織，并非單一的政府能力所能應付的。
因此，從短期看，中國政府的確必須做好足够的准備應付可能的經濟戰，在必要的時候甚至使用非常規手段。從長遠來看，則必須考量改革的方向，調整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只有當市場和社會力量也成長壯大的時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國際資本或者非政府組織“做空”中國的動機和能力。（作者鄭永年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