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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的“日本情結”一直都存在。 |
中評社╱題：當前台灣社會“日本情結”解析；作者：鄧婧（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台灣社會的“日本情結”一直都存在，由於種種原因,其並沒有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而消失。“解嚴”後有著濃厚“日本情結”的李登輝上台以及後來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台灣社會的對日好感逐漸演變成社會化現象。雖然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兩岸間交往更加密切，但近幾年民調顯示台灣社會對大陸的認同感卻在不斷下降，反之，台灣社會對日本的好感度卻在不斷升高。當前台灣社會“主體性”意識突顯的同時，“日本情結”作為台灣人的對抗性情緒也在不斷膨脹。
對於當前台灣社會表現出的“日本情結”問題，從過去其所處國際環境的變化和政治生態的歷史發展脈絡分析，還是有跡可循的。本文借鑒喬治．米德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解釋當前台灣社會“日本情結”膨脹的歷史發展成因及分析當前台灣社會“日本情結”現象的表現形式，文章也試圖對台灣社會當前的“日本情結”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異化產生的影響進行探討。
當前台灣社會“日本情結”的表現形式
現今台灣社會的“日本情結”主要表現在台灣人對日本的精神文化認同和生活中對日本表現的親近感上。從近幾年台灣社會對日本親近感的表現形態上看，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台灣人對日本文化的推崇；二是台灣社會對日親近感伴隨著“主體性”意識而升高；三是在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背景下，台日間強調相互互補的夥伴關係；四是當前台灣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日本影子”下其“親日”氛圍是顯而易見的。
（一）文化認知：推崇日本文化
冷戰後，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日本對台灣社會政治上的影響力受到很大限制，轉而從文化上同化台灣人的思想。在台灣還有許多迷戀日本文化的年輕群體被稱為“哈日族”，這一人群主要是台灣年輕世代對日本流行文化的迷戀，迷戀於日本的動漫、娛樂文化、時尚玩物。
同時，每年都有大批的台灣學生到日本觀光、訪學、留學，日本成為許多台灣學生休學旅行的首選目的地。日本許多國立、公立及私立的大學都會給來日留學的台灣生名目繁多的獎學金，鼓勵他們來日留學，每年台日間各大高校會定期相互訪問。①近幾年，台日間的交流互動日趨密切。
現今日本政府以多種管道在台灣社會以“文化滲透”的方式來保持其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台灣社會對日本的文化認同度越來越高，特別是年輕世代，在一片經濟低迷的氛圍中，台灣年輕人不是選擇去打拼而是以“小確幸”自我慰藉，而“小確幸”（しょうかっこう）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創造的詞彙，指微小而確定的幸福，可見日本文化對台灣年輕人的影響力不容小看。
（二）政治意識形態：對日好感伴隨台灣“主體”意識增強
當前台灣社會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把存有歷史羈絆的日本當作了不能忘卻的“他者”來抗拒“一中認同”，從而強化“台灣認同”的“排他性”族群意識，主要排除的是與母體的認同聯繫。
2014年爆發的“反服貿運動”，表面上是反服貿“黑箱”操作，實際上抗議的年輕族群中真正對兩岸服貿內容有所瞭解的實屬少數，大部分都是盲目反抗大陸的追隨者。為什麼台灣社會當前會出現“抗中．親日”的社會形態？根據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治．米德的社會論，他認為社會是在人與人互動之間產生的。②所以，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具有反思能力，在反思的基礎上，個人意識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同周遭的人對某一現象形成一個共同的反應。當前台灣社會整個“抗中．親日”的氛圍，很容易使社會中的個人受到影響，彙聚成一股集體意識。再者“解嚴”後，追求台灣“主體性”變成愛台灣的意識表現，而過去的被殖民記憶卻成為反抗曾經的“祖國認同”的情感依據，由於“日本情結”和“台灣認同”二者的捆綁式發展，“日本情結”成為了對抗大陸爭取台灣“主體性”的對抗性情緒。另一方面，從全球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來看，“抗中”不單是只為“抗中”而“抗中”，與外部環境交往過程中推動了台灣社會追求自身的“主體性”，這其實是其後殖民情緒表現出的自我保護意識。台灣社會經歷了長期特殊的殖民歷史背景，所以在隨著社會現代化發展的自我反思過程中產生了急切想擺脫被政治控制和思想束縛的困境。但為什麼近年來在擺脫後殖民困境的進程中，擺脫“中國認同”的意識佔有了社會的道德高地，而對真正殖民過自己的國家卻反常地表現出加深的親近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戰後國民黨對台灣社會實行“威權”的思想控制基礎是“中國意識”，在國民黨漸漸失去“中國”正統代表性後，對台灣的統治也漸漸與曾經殖民統治過台灣的帝國主義國家劃上了等號。要認知這一問題，根本的原因還是要歸結於台灣與大陸關係一直存有的政治定位問題，而政治議題是最容易觸動後殖民社會敏感神經的部分，而台灣與日本關係並不存有此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社會的“抗中．親日”，個人其實也會影響社會，如社會領袖利用對上層權利的掌控會隨自己的意願塑造出某種社會環境。老一輩的“日本皇民”由於有親身經歷日據時期的歷史記憶，所以把日本視為“國家”看待，而當前台灣社會的“親日”傾向，更多的是由於“解嚴”後不斷發展膨脹的“親日”環境營造出的結果。掌控政權的上層階層透過權力重塑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一套“本土化”、“親日”為主體的話語系統。加之台灣社會本身有著多重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背景，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很容易在政治環境中遭到煽動而被利用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繼2014年“反服貿運動”後，去年台灣社會又爆發了以年輕群體為主的“反課綱”運動。如果“反服貿運動”是基於年輕世代對台灣社會現實的不滿，是在“反全球化”和“抗中”情緒下發生的，那麼去年“課綱問題”主要是台灣年輕世代對於新課綱的部分歷史解釋地反抗，可以看出當前台灣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的堅持以及突顯其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那段歷史偏向“日治”概念的“親日”態度。日據時期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至今仍在影響著台灣社會的認同觀，這其中值得思考的是台灣社會後殖民遺緒與“抗中”情緒存在的某種聯繫，這也是今後兩岸關係發展中需要直面的問題。
（三）經貿交流：台灣對日經濟地位有所上升
日本在台灣二戰後的經濟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台灣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體，日本一直是台灣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台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處於對日經濟上的依附性地位。
自從2008年國民黨上台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日間經濟關係也隨之發生變化，台日間為了共享大陸的廣闊市場更加強調兩者相互間的互補性，在基於長期建立的信賴關係上結合成為“台日經濟共同體”。特別是2010年台灣和大陸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台日經濟關係更加緊密，（如下圖表2）原因是一方面是由於日本國內需求飽和，企業陷入經營困局，迫切需要對外合作，台灣由於與大陸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協定而享有豐厚的經濟優惠政策，日本急切需要以台灣作為橋樑說明其開拓大陸市場。另一方面是日本依然擁有世界先進水準的高新技術，台灣企業的產業升級需要日本的頂尖科技和管理經驗來幫其實現，而面對大陸的崛起，台灣和日本都感受到其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愈來愈嚴重，面對來自相同的外部壓力，加上內在二者在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所以台灣和日本選擇了共同合作開拓外部市場，除了對大陸的投資，近幾年二者也加緊了對東南亞的投資。③2011年台日簽署了“台日民間投資協議”，使雙方在各自地區投資的資產有了法制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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