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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資料來自台灣“財政部統計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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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台灣社會“日本情結”的發展演變過程 |
隨著台灣與大陸的交往日趨緊密，之前一直是台灣對日本高度技術依賴的地位逐漸改變，台灣企業在與日本企業的交往中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近幾年，台灣企業通過購買日企股票，收購等手段來吸收日本的高新產業技術。可以看出，兩者面對大陸的市場與內外部環境的壓力，產生出許多共同的利益。
（表2：資料來自台灣“財政部統計處）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t2）
（四）社會生活：台灣社會生活中的“日本影子”
除了日據時期的歷史記憶現今還影響著台灣人，由於台灣人長期生活在日本元素點點滴滴蓄積的環境中形成了對日本特有的親近感。
建築是凝固的記憶，日據殖民時期的建築至今許多還遺留在台灣，特別是當時總督府為了台灣能更好地服務於“內地”④的戰時需求，在台灣建設了許多基礎工程，譬如至今還在灌溉著台灣第一大平原的嘉南大圳，其設計師八田與一至今還是台灣人稱頌的對象。還有台灣人生活中早已習慣的日式起居，家裡的榻榻米和鍾愛於日本的飲食以及平時交談中都會摻雜些日語比如稱摩托車為“outobai”（オートバイ）,稱計程車司機為“運匠”（うんちゃ）等都是日語的音譯。台灣年輕人追逐日本的流行文化，有“小原宿”別稱的台北西門町是年輕人喜歡聚集的地方。台灣自身電視媒體也經常播放日本的動漫，電視劇等等，還有專門設立播報日本信息的日本頻道，這是除日本以外地區只有台灣設立這樣的頻道。特別是至今還被台灣人當作檢驗是不是真正台灣人的標誌——是不是吃“蓬萊米”長大？其實“蓬萊米”也是當時日據時期日本人雜交研製的農業品種。在台灣的電影中也不乏帶有濃厚日本色彩的電影，類似這樣的電影總能勾起台灣人的懷舊情結。上世紀90年代的台灣電影《多桑》，多桑指的是父親，是日語“とうさん”的發音，電影裡的父親直到臨終前的夢想一直是想去日本親眼看看日本皇宮和富士山。2008年創下台灣票房奇跡的電影《海角七號》；還有2014年的電影《KANO》講述了上世紀30年代初期，嘉義的一群少年為了夢想拼搏最後打進殖民“母國”最高棒球殿堂“甲子園”的故事，再度引發了台灣年輕人“哈日”的風潮。可以看出，當今台灣人的衣食住行還很大程度上感受於日據時期“建設”台灣的成果，充滿了“日本情結”的影子。
台灣社會“日本情結”的成因探源
社會論是美國心理學家喬治．米德的社會哲學中一個核心概念，在處理社會性時，他強調從舊的系統向新的系統過渡是事件的流逝的過程，並且強調這一個過程中，新生事物總是處於兩個系統之中。⑤1895年至日本戰敗這一時期，台灣社會處於被迫構建日本“民族認同”的社會系統中，在二戰結束後到台灣社會“解嚴”前這一時期的社會系統中，台灣人的“日本情結”是處於一種壓抑狀態，“日本情結”具有隱蔽性的特徵，直到1987年台灣社會解除“戒嚴”，這一年是台灣社會形態轉變的一個關鍵時間節點，“解嚴”後至今，“日本情結”逐漸在台灣社會不受排斥地突顯出來。“日本情結”自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開始就不斷適應著台灣社會的變遷，每個不同時期被賦予了不同的現實解讀，以不同的形態適應著台灣社會的發展，成為了“解嚴”後發展至今的社會化問題。（如圖1）
（圖1：台灣社會“日本情結”的發展演變過程）
日據時期對台灣人同化性身份的建構
殖民國對殖民地住民的“同化”，便是要改變殖民地住民的身份認同從而使其可以成為殖民“母國”在殖民地推行統治的協助者。日本對台灣人的同化可以分為,民族認同上的同化和對當時的台灣社會進行“近代文明”的普及。
（1）日據前中期——台灣人被殖民政府定位為“二等臣民”
1898年後藤新平出任台灣第四任民政長官，在台灣的殖民政策上他主張以“生物學原則”治理台灣，他認為台灣作為殖民地應該與日本國內有所區別，要因地制宜進行統治，即“差別統治”。在同化政策上其堅持“同化即是差別”原則。後藤強調教育的實用性，避免讓台灣人接觸政治性文化，他認為殖民地住民文明意識的覺醒將不利於統治者的統治。
（2）日據後期——台灣人被殖民政府定位為“皇國臣民”
為滿足日本的戰時統治需要，總督府不再把台灣人定位為二等臣民而是要把台灣人同化為可以服務於日本推動對外戰爭需要的皇國臣民。在這一時期總督府藉以語言上的同化，強化台灣人在民族性上的認同，加快推進台灣人對日本精神上地臣服。1936年第十七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統治台灣的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翌年，總督府成立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皇民化運動繼承了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更加強迫性、激進化的方式加速對台灣人臣民性的塑造，從生活的各個方面來培植台灣人的皇民性。在這一時期由於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同化”手段的極致化，許多台灣人在這一時期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認同上的迷茫，甚至是精神上的折磨。
（二）二戰後台灣隱蔽性的“日本情結”
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在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台灣社會的一切“日本元素”是被嚴厲禁止的，可是二戰後很快台灣社會的“日本情結”卻被重新喚醒。二戰後表面上全島彌漫著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實際上暗湧著的“日本情結”一直從未消失。
蔣介石也是一個有“日本情結”的人，但是他的“日本情結”與台灣本省人對日本的歷史情感並不相同，他的“日本情結”更多的表現為對抗大陸的一種政治性、軍事性工具。二戰結束後，蔣幫助甲級戰犯逃脫罪行，還幫他們回到日本。這些人後來為報答蔣恩情，1950年由當年的侵華日軍高官為主的“白團”秘密潛伏進台灣20年，幫助國民黨提高“協防台灣”的軍力，後來“白團”的主要成員也是二戰後日本政界“台灣幫”的重要來源。⑥二戰後，除了上層政權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暗中聯繫，作為日據殖民時期的親身經歷者，台灣本省人自然存有與外省人不同的對日情感。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以強制性、壓迫性去除台灣人與日本有關的記憶，經歷了日本同化教育50餘年，日式思維已經是當時許多本省籍知識分子思考的工具，國民黨全面壓迫性地去除日本元素相當於阻斷了他們的發展之路。同時國民黨對日據時期遺留在台資產劫取也觸及了一部分台灣本省資產階級的利益。最終，在1947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直接結果是台灣人民的身份認同再次發生異化，日本元素成為了一部分台灣人反抗國民政府的手段，不少人把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直接與“中國”劃上等號，致使台灣人民的“中國認同”從日據時期之後再次產生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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