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戰後台灣社會化的“日本情結”
1980年代末李登輝上台後，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異化步入新的發展階段。這時期日本因素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已經深入台灣社會內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建構“新台灣文化”
李登輝等人推動的“新台灣文化”建構故意模糊日據時期殖民的本質，給台灣民眾造成選擇性記憶的假象，片面強調日據時期日本對台灣的現代化貢獻。另一方面對“二．二八”事件不斷重提加深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權的仇視，把國民黨政權變成是與“中國”劃上等號的符號，被利用成為勾起台灣人對日本的親近感和扭曲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工具。當前在台灣不管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為了族群融合都必須貼上“愛台灣”的標籤，曾經殖民台灣的國家變成了當前一部分台灣人懷念的對象。同時，在李登輝和阿扁任內還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其關鍵是對歷史教科書的修改造成台灣年輕人對日本殖民的認識存有偏差，再加上台灣社會的“親日”環境，很容易使台灣年輕人對日本產生好感。“新台灣文化”是台灣社會“主體性”意識建構的核心工具，“日本情結”的培植是其關鍵部分，它目的是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間鋪設一條認同的鴻溝。
（2）建構“台日命運共同體”
日本的“親台”勢力一直存有“台灣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的意識形態傳統，台灣的“獨立”勢力也需要日本國內“親台”勢力的支持，所以兩者需要構建共有的身份認同，共同體的價值觀念是建構的最有效途徑，所以日本“親台”人士和台獨勢力都喜歡宣言台灣與日本是“命運共同體”，宣揚台灣與日本是經貿上密切合作的夥伴，並且擁有共同的民主價值理念。很顯然，支持台日雙方是“命運共同體”的人都把大陸作為了假想敵，日本“親台”勢力通過“獨派”勢力在台灣社會渲染“日本情結”作為基礎，向台灣社會輸入日本的價值觀念，宣揚“中國威脅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灣社會對大陸的對抗情緒。
“日本情結”與當前台灣社會的認同異化問題
情結本身存在著某種不協調的，對抗性的東西。台灣社會有其自身特殊的歷史遭遇，二戰後台灣人在潛意識裡一直對日本懷有特殊的感情。
（一）日本“親台派”與台灣“本土”勢力的結合
冷戰結束後台灣社會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台日間關係隨之也發生很大改變。在大陸實力崛起的背景下，日本政界的“親台”勢力除了向台灣社會輸入“親日”的政治意識形態，還以民間組織通過更多元的管道影響台灣社會的對日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台灣社會拓展影響力的紐帶——台日間的民間組織，從台灣社會“解嚴”後，台日互動環境逐漸寬鬆，台日民間組織也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台日民間組織的發展已比較成熟。如帶有政治意味的日本民間組織“李登輝之友會”，一直是幫助李登輝在日本擴展影響力的在日台獨勢力。另一個在台灣有歷史基礎的民間組織——“高座會”，在1943年當時台灣有8000多名少年到日本神戶接受訓練。在二戰後日本就有民間組織“高座會”，台灣是到“解嚴”後開始在各地組織當時去日本當少年工的那些台灣人。日本政府透過台日民間組織，保持日本在台灣的存在感，特別是透過台灣社會殘留日本殖民統治的遺緒來拉近台灣民間對日本的“親近感”。還有一些台日民間的公益組織，在台日雙方發生災害時雙方都會很及時地給予說明，在危難時候相互幫助埋下情感是迅速拉近台日民眾間距離的方式。
（二）台灣社會“日本情結”的本土認同差異
20世紀內外因素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過程中，台灣人對其自身的認同也在自省。基於歷史經驗轉化為個人記憶，個人在與社會的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對自我歸屬於哪個共同體進行反思，演變出當前台灣人強烈的“主體意識”。台灣社會是一個移民社會，不同的族群受日本統治的歷史遭遇不同，對“日本情結”的認同也顯現出本土認同的差異。
相對於二戰後才到台灣的外省人，“解嚴”前台灣本省人的“中國認同”要比外省人低得多,陳光興在《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中關於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族群矛盾認為主要體現在對日態度上，本省人曾經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成為了與外省人對立的情感基礎。所以，1980年代受過皇民化教育的本省籍人士李登輝上台後故意挑起族群矛盾發動增強台灣“主體性”的政治動員，把“去中國化”與“親日”情感進行捆綁來擴張“本土”意識。接受“日治”概念同時突出以認識台灣“本土”為主的“鄉土教育”成長的一代，“抗中．親日”的思維成為當前許多台灣年輕世代的處事價值觀。更重要的是與老一輩不同，現今不同族群的台灣年輕世代在“親日”情感上已經沒有像其祖父輩有那麼大差別。本省籍年輕人受其祖輩對日本懷舊情感的影響，加上在“親日”的環境下成長，對日本的特殊好感可想而知。而現今的外省籍年輕人由於與本省籍年輕人一樣都在“親日”的環境中成長，對於日本他們有共同的興趣愛好，由於他們沒有像他們的祖父輩有遭受過日本人欺侮的記憶，他們對日本的好感程度已經與本省籍青年沒有太大差別。
在台灣的發展史上台灣的原住民與本省人和外省人相比一直處於弱勢的地位，在日據時期所遭受的統治與台灣本省人也有很大差別。日據時期在山裡的原住民由原本帶有歧視意味的“蕃”改名為高砂族。由於原住民的民族特殊性，日本對其統治更加嚴酷，實行所謂的“蕃政”。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許多原住民年輕人都被強制徵收投入南洋戰場和日本兵一起並肩作戰，為“天皇”效忠犧牲的一部分高砂義勇隊戰士的墓碑現在還供奉在日本的靖國神社。由於原住民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日據時期日語的使用更是成為了他們接受社會教化的主要工具，在日本戰敗後，許多原住民部落仍是使用日語進行交流。對於原住民民族的認同情感，林濁水在《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一書中曾提及在統治台灣的“外來殖民政權”中，原住民感情最深的是日本人。這或許會與《賽德克巴萊》電影有所衝突，其實這部電影的導演魏德聖也是電影《海角七號》的導演，在一次採訪中，他表示他拍《賽》這部電影的目的並不是要勾起民族主義，而是要以他所瞭解的那段歷史展現出來，期許的是增進台日友誼。拍攝一部我們觀念上的“抗日”電影，要增進台日友誼看似是不協調的因果關係，但是從電影敘事一件歷史事件的初衷來看，它在講述日本殖民統治對原住民的殘酷統治，激起了部落的反抗，是為守護他們的部族而戰，這部“抗日”電影其實與我們平常接觸的“抗日救國”的民族電影有很大不同。
結語
台灣社會的“日本情結”是一個系統性的社會問題，它涉及台灣本身特殊的歷史遭遇，台灣獨特的政治發展過程和台灣社會多元的文化認同。以1895年台灣割讓予日本為時間節點，台灣與大陸的共同歷史記憶逐步產生分離，在日據時期一部分台灣人表現出對先進文明學習的渴望，以非暴力鬥爭的方式進行反抗，也有一部分本省籍精英由於對殖民國家的崇拜感異化了其身份認同，轉而追求台灣“獨立”。二戰後“二．二八”事變爆發，使一部分台灣人認同再一次異化。台灣人的後殖民遺緒中一直擺脫不了“日本影子”。當前，台灣社會“日本情結”的膨脹已經成為培植其“主體性”認同的工具。可以說日據那段歷史至今仍在影響著台灣人對自身身份認同的判定。
註釋
①參考自於洪洋，巴殿君：《日本對台文化政策與交流簡論》，《北華大學學報》，2012年10月，第67-68頁。
②唐月芬：《米德符號互動理論述評》，《哈爾濱學院學報》，2003年第7期，第27頁。
③參考自バートル（baatar）: 《新しいビジネスアライアンスの可能性——日台企業の新潮流》，《多摩大學研紀要“經營．情報研究”》，No.17 2013，P132-134。
④指日本，下同。
⑤陳岩 汪新建：《米德的“符號互動論”思想的新詮釋》，《南開學報》，2010年第3期，第137頁。
⑥參考自孫立祥：《解析日本“白團”秘赴台灣及其對兩岸統一的影響》，《東北師大學報》，2010年第4期，第81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9月號，總第22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