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爺爺講故事系列之第二講：口述史的硬傷和硬道理
“改古文為白話”
唐德剛教授和胡適教授合作完成了《胡適口述自傳》，合作推出了口述史的學術經典和學術規範。
口述史不是採訪人和報告人我問你答、你說我記的簡單勞動成果。口述史的學術規範要求採訪人和報告人密切互動，啟發、講述、糾偏，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於歷史的真實。這是口述史的硬道理。
然而，任何一部口述史著作都無法完全接近歷史的真實，都會被發現不符歷史真實的硬傷。
《胡適口述自傳》記：“當我在1916年開始策動這項運動時，我想總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長期鬥爭‘才會有相當成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們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時間，要在學校內以白話文替代文言，幾乎完全成功了；”又記：“在1919年至1920年兩年之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共約四百多種，全是用白話文寫的。”
對此，我在2002年寫作《語言的轉換與文學的進程》和《魏建功等“語文學術”專家與光復初期台灣的國語運動》（收拙著《閩台區域社會研究》，廈門，鷺江出版社2004年3月版）時委婉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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