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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華僑華人是化解台灣同胞的百年心結、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堅定力量 |
中評社╱題：台獨分離主義者的政治心理分析與反思 作者：王冠璽（杭州），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台籍教授、博導；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哈佛燕京學人（Harvard-Yenching Alumnus）；中國民法學研究會 理事；中華司法研究會理事
曾經被同一個組織體與文明體拋棄的台灣同胞，對於再一次被拋棄或是被殖民，始終心懷驚懼。台獨分離主義者的去中化與將中國“他者化”的行徑，乃是具備中國人“倫人”特色的台灣人，在發生認知失調後的一系列反應。徹底落實對台灣同胞的一體化待遇，將是化解台灣同胞的百年心結、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最佳途徑。
一、前言
一般而言，要判斷出少數想要實現個人政治抱負的人的行為動機并不困難；讓我們經常感覺困惑的是，為什麼同屬於一個組織體，甚至是同屬於一個民族的人群中，就是有一部分人，有時候可能還是某一地區的多數人，即便給他們提供了很好的條件，這一部分人還是更願意選擇分離主義呢？
假設人的選擇是理性的，即便是受到許多主客觀的限制，在這樣看似并不符合理性與邏輯的選擇背後，往往就存在著我們所忽視或不願意正視的一些原因。我們通常會認為在不同的民族之間，想要化解分離主義的難度，顯然會較諸於化解同一個民族之內的矛盾來得更高。因為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信仰、法律，與生活習慣等；他們之間的歷史記憶不同，不屬於同一個文明體，所以更難融合。在同一個民族之內，因為同屬於一個文明體，想要化解分離主義，有許多資源可用，應該是容易得多。然而，實際上卻未必如此；共同的文明體對於組建一個統一的國家固然重要，但是更關鍵的因素乃是對一切生存資源的公平分享與參與。若非如此，中外歷史上也不會在同一個民族之內發生這麼多戰爭。
二、台獨分離主義者的思想源起
我們檢視台灣的歷史，便能清楚地得知台獨思想的真正源起為何。1895年，台灣同胞曾經面臨被同一個組織體與文明體（大清）拋棄的慘痛經歷。《馬關條約》簽約的消息傳到台灣，“台人驟聞之，若夜午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是時，風雲變色，若無天地，澎湖之水為之不流。”①康有為等人曾在北京親眼看到“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台灣老百姓當時并不打算束手就擒，而是自組民兵，積極準備抗日。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台灣北部登陸，正式展開了“乙未戰爭”；這場戰役一直延續了將近半年，日軍才勉強接收了台灣；台灣同胞隨後的武裝抗日行動，則延續了二十年之久。
一百二十年前，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因為不想當亡國奴，選擇了英勇抵抗日本的正規軍。但是清朝覆亡之後，自國民政府以來，沒有誰真正向台灣同胞或是他們的後代，就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一事正式道過歉。台灣島孤懸海外，台灣同胞驚懼再一次被同一個組織體與文明體拋棄的心理始終存在，馬關條約所種下的心結并沒有被打開。台灣同胞在苦等了半個世紀之後，好不容易盼來了光復，對於同屬於一個文明體的新執政者（中國國民黨），本來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國府，當時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在客觀的局勢下，選擇了或許是當時最合適、卻并不為被治理者（台灣同胞）所歡迎的統治方式，這使得台灣同胞延續了被殖民的感受。在歷經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傷害之後，有一部分台灣同胞開始認為，既然連同為漢人的統治者（來自大陸的中國國民黨），都不能公平公正地對待我們，那我們不如就離開他們，自立門戶吧；正是這樣的想法不斷滋長，最終促成了分離主義思想（台獨）在台灣的出現。
三、台獨分離主義者的內心世界探索
（一）中國“倫人”系統內的主體與成員的置換
對於那些主張台獨的分離主義者而言，主張台灣獨立首先要過的一關，并不是外力的限制，而是自我內心思想衝突的整合與一致化。因為台灣同胞從各方面來看，都是特別標凖的河洛人（中原人遷至閩南），有著鮮明的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人一向是重視文明體方面的影響更甚於組織體方面的作用，當台灣同胞的文明體仍屬於（中國）大陸時，想要在組織體上脫離（中國）大陸，他們內心所困擾的并不是組織體上的割裂，而是疑惑一旦在組織體上與大陸脫離，台灣同胞歸屬的文明體所必須附麗的地理範圍，是否就會因為發生變化而影響到台灣同胞（中國人）的文明體的純正、完整，與延續？因為不管在組織體上台灣同胞曾經隸屬於大清、日本，或是中華民國，這些人更關切的是，千百年來的中國人的“倫人”特性不能變，三綱五常，忠孝節義不能變；因為他們生命存續的很大一部分意義，正是通過“倫人”的特性來展示與延續的。從這個視角來看，尤其能清楚地看出，部分民進黨政客們在台灣強行推動去中國化運動的不良用心，以及部分台灣同胞為了爭取生存資源運用的自主性所願意付出的代價。
由於支持台獨的分離主義者，他們也是中國人，但是卻因為感覺來自大陸的外省人與現在的大陸人，侵犯或威脅了他們的基本生存資源，所以不願意再把他們這些人當成是自己人。由於在中國的“倫人”體系下，對待自己人所必須適用的相處規矩與對待陌生人或敵人所需要適用的規矩不同。既然他們不可能讓這些他們認為侵犯了他們基本生存資源的“中國人”放棄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分離主義者就只好想辦法抹去自己的中國人印記。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化自己以對待陌生人、甚至是敵人的方式去對待這些“中國人”是沒有問題的。換言之，在中國人特性的表現上，台獨分離主義者為了降低其內心對於規矩的選擇適用發生的困境，不得不改變他們對自己行為的認知。
（二）認知失調所產生的矛盾心理
通過心理學中的“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我們能够清楚地看出部分台灣同胞傾向分離主義時，其內心深陷矛盾與尋找出路的思想變化軌跡。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於1957年，在《認知失調論》一書中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其基本要義為，當個體面對新情境，必須表示自身的態度時，個體在心理上將出現新認知（新的理解）與舊認知（舊的信念）相互衝突的狀況，為了消除此種因為不一致而帶來緊張的不適感，個體在心理上傾向於採用兩種方式來進行自我調適，其一為否認新認知；另一為尋求更多新認知的資訊，提升新認知的可信度，借以徹底取代舊認知，從而獲得心理平衡。②於此所謂的“認知”，指的是任何一種知識的形式，包含看法、情緒、信仰，以及行為等。③
我們通過石之瑜的研究可以瞭解到，海德（Heider，1958）認為，人對自己、對他人，和對事物的好惡，與實際行為之間，有必須維持一致的驅力。人們對於認知上的不協調會感到焦慮，這使得帶有好惡情感的某種態度可以對知覺產生影響。人們都喜歡別人與自己的意見相同，而維持一致和被人同意這兩種認知需要，都是態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態度因素促成了社會相關理論（social judgement theory）。根據此一理論，態度就像是一個船錨，所有對其他人、事的觀察，都是依照和主角的態度的相關位置和距離而形成的。在知覺的過程中，態度是不變的常數，凡是和自己態度接近的，知覺上就會被吸得更近；和態度相異的，知覺上會被推得更遠。換言之，就是誇大與自己人的同質性，以及與旁人的異質性。當某人對一件事情非常重視的時候，吸引與推遠的效果均會增強。④
舉例而言，在政治選舉過程中，當態度強烈時，候選人會故意提供一些經過選擇後的信息給某人，往往就可以扭轉某人的知覺過程，此為信號理論（political cue theory）（Conover & Feldman，1989）的重點。有些情感反應是信號本身所引起的。因此，改變某人對特定候選人的態度是完全可能的。社會距離理論（social distance theory）（Krosnick，1990）就指出，當某人對某一個候選人產生強烈好惡時，即使兩位候選人的立場相近，在某人的知覺中，一定會看到自己偏好的候選人的立場距離自己近得多，而且會誇大兩個候選人之間的差距。⑤
利用認知失調理論，可以清晰地說明分離主義者的政治心理。我們試以台灣在日據時期的教育政策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時期的教育政策為例；曾經擔任過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日語翻譯，在台灣出生，日本神戶長大，戰後以華僑的身份回歸祖國的林麗韞回憶表示，他的父親十分關心教育，對於日本殖民地台灣的不平等環境，充滿了不信任與不滿。以當時的中學教育為例：一中、一女是日本人讀的學校，二中、二女才是台灣同胞子弟學習極為優異者可以就讀的學校⑥。我們再以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為例，1927年創校，台北帝大每年預定招收學生40名，分別為農學科20人、農藝化學10人、化學科5人、生物學科5人。1931年第一屆畢業生出爐，其中理學士6人、農學士26人。農學士中僅有3位台灣同胞。從1931年至1946年止，理農學部共舉行十七屆畢業典禮，畢業生509人，台灣學生僅有38位⑦。
1919年，第一代文官台灣總督田健次郎呼籲要“一視同仁”，并且在1922年頒佈了新教育令。因此基礎教育在台灣確實得以逐漸普及。但是日本人的內心，真的是希望做到“一視同仁”嗎？我們檢視一下有關高等教育的數據即知，日本戰敗時，台灣的人口比例是台灣同胞600萬人對日本的32萬人，即使是因為戰局不利，由於“學徒出陣”（學生被征召入伍參戰），使得日本人學生的比例減少，但是在1944年台北帝國大學的文政學部中，日本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比例仍然是30比2；“學徒出陣”之前的1943年，日本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比例則是164比3。除了醫學部因為日本發動戰爭與台灣社會日常需要，基本能够達到一比一的比例外，其他學部的日台學生比例，都極為懸殊。日本人在台灣的教育政策，其真正目的在於“足堪驅使”以擴大與深化日本的殖民利益⑧。所以台灣總督府強調的“一視同仁，內台共學”，確實就只是個口號。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除了戒嚴時期，黨政軍的高級領導階層偏重任用外省人之外，多數的台灣同胞不管是在教育、經濟，與各行各業方面，均有著與外省人并無二致的公平競爭地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徹底消滅了類似農奴的租佃制度，讓台灣農民以非常低的代價獲取了農地的永久所有權。若以“德政”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統治，絕對是瞠乎其後。但奇怪的是，有不少台灣同胞寧願牢記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所犯下的錯誤，卻不願意公開承認中國國民黨的政績。個中原因，除了民進黨政客們的故意操弄奏效以外，主要還是因為對自己人（中國國民黨、大陸漢人）的期待不同，所以一旦受到自己人的傷害，內心的創傷感會放大，而且在沒有真正完成和解儀式，化解心結，并且解除不安全感之前，將難以原諒自己人。因為基於中國人的“倫人”特性，這種反應可以把對自己有傷害威脅的“自己人”暫時區隔開來，并且合理化自己以差別待遇（不同規矩）與之相處的正當性。
換言之，台灣當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一方面是因為部分台灣同胞缺乏歷史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在同一族群之內對自己人（中國國民黨、大陸漢人）統治的不滿反應。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操弄這樣的分離意識，對民進黨政客有非常大的政治利益，這也是這種心理能够在台灣一直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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