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設的持續性
科舉制度自創建以來，不斷在改進、完善之中。可以說，科舉制度的建設在1300年間從未間斷，即使在廢除科舉前的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為改革考試科目，還特開經濟特科，以破格求才。科舉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公平公正，但幾乎與科舉制度同時誕生，違背公平競爭的各種舞弊取巧行為就出現了。因此，防止舞弊從一開始就是科舉制度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僅以此為例，看看歷朝在這一點上持續不斷的努力。唐代實行科舉之初，還保留有公薦制度，因此造成考場請托盛行。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接受請托，引起不滿，穆宗下令“覆試”，結果已錄取的14個官員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開創了榜後覆試制度。會昌三年（843年），禮部尚書王起權知貢舉，提出“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為保證公平取士，廢除了“公薦”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為去留”（陸游：《老學庵筆記》卷5）。同時嚴格了考場紀律，嚴格了貢院管理，考生入場前要進行搜檢，以防夾帶文字資料入場。後又做了技術性改進，如淳化三年（992年）開始實行“糊名考校”，即將試卷封印糊名。真宗時，始行謄錄制度，即將考生試卷謄錄後再送考官評閱。此外，早在雍熙二年（985年）即設立了親屬迴避的“別頭試”制度，即考官與應舉之人有姻親者，令設考場別試。金朝在考生入場搜檢環節非常嚴格，以至有人指責“解發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之禮”。故金世宗大定年間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場前先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金史·選舉一》）。明代防弊制度更為嚴密，除專設監試禦史，以及彌封、謄錄、對讀、監門、搜檢等專管官員外，還令考生入場後每人單獨一號舍，由號軍看守，發現有挾帶舞弊者，“於場前枷號一月，滿日問罪革為民”（萬歷《明會典》卷77《禮部·科舉》）。清代對考生入場時的穿戴及攜帶文具等有嚴格規定，甚至所帶糕餅餑餑都要切開查看。此外，為保證公平取士，清代創設了許多新的規定，如審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試制度、迴避制度等。審音制度是在童生試中，為防止考生冒籍跨考而採取的一項措施，即考生入場前先核對口音，確認為本州縣人，方准入場。可見在科舉制度的建設中，歷代對公平取士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過。
制度建設的規範性
科舉制度的發展，也是其本身不斷規範化的過程。唐玄宗時，科舉主管部門由吏部改為禮部，標誌著科舉考試機構完全從官員銓選機構中脫離出來，取得相對的獨立性，這是科舉制度向規範化發展邁進的重要一步。歷經宋元，自明代始，科舉制度的發展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即各級考試的規範化，這也是科舉制度成熟的標誌。如明代規定，子、卯、午、酉年鄉試，醜、辰、未、戌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鄉會試各考三場，分別於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進行；考前一日入場，後一日出場；鄉會試三場試題範圍形式相同，且有明確規定，屆時主持者照章辦事即可。清沿明制，只是會試時間改為三月，三場試題略有變化。而清代在規範性的管理上更進一步。如鄉試主考官一律由京官派出，且必須是進士出身。為保證主考官的文化素質，雍正朝開始推行“考差”制度，即對有資格任主考的官員進行考試選拔，稱“考試試差”，簡稱“考差”。凡任鄉試正副主考者，均按省份之遠近頒發路費，且規定起程的時間。各省鄉試試卷一律官辦，均以官尺長一尺、寬四寸為標準，每本卷價定為一錢二分，全國劃一。鄉試揭曉，大省於九月十五日內，中省於九月十日內，小省於九月五日內。榜後鹿鳴宴，均在各省布政司設宴。鄉試結束後，各省主考例應將考試情況上奏折匯報，稱“試竣折”。清代對“試竣折”中應匯報的內容也有明確規定。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為督促各省主考認真搜落卷，特補充規定，“各房落卷，令主考照例盡數搜閱，有無取中，於奏報試竣折內聲明”（《清高宗實錄》卷815，乾隆三十三年七月辛亥）。各省舉子進京會試，均按路程遠近發給盤費，時稱“公車銀兩”。鄉會試放榜後十日，均發還落卷，令落第者領回閱看，以示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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