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無黨，心中無民。江蘇某公司改制時，周建強明知數千名職工待崗在家，只拿最低生活費艱難度日，但他依然接受該公司總經理仲某某的財物，甚至在群眾有異議時仍為仲某某“發聲”“站台”。他在懺悔錄中說：“如果我能經常走訪走訪，更深入地了解職工的疾苦和所思所想情系職工，就可能不會收受仲某某送的錢財，因為這本質上是企業職工群眾的錢財，收了也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多頭監督變成“紙老虎”，國資系統監督制約機制有待完善
只要公權力存在，就必須有制約和監督。而近年來查處的國資系統腐敗案件表明，對這一領域領導幹部的監督亟須加強。
大連市紀委監委在調查中發現，在易軍任市國資委一把手期間，對其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完全失效。市國資委的重大事項，他每每通過事前溝通方式一個人決定，把黨委會集體討論變成一言堂。在交易所征集戰略投資者過程中，易軍在上會研究前，已經將其確定的投資者和可投資比例指示給下屬，下屬照此擬定材料，其他參會者不得不按照擬定的材料下決議。一旦未按易軍意思辦，他就拖著不上會。某市政府重點關注項目因在洽談階段被易軍拖了近一年遲遲不給批覆，項目負責人李某按照他人指點，通過易軍兒子幫著說情，易軍這才答應上會研究並簽字同意，後李某按照和易軍的約定送給其子易某“幫助費”300萬元。
據大連市紀委監委辦案人員分析，有四條原因導致對易軍的權力制約失去效用：一是市國資委內部制約機制不能產生預期效果。市國資委紀委在人、財、物等方面都在國資委一把手領導之下，未能對其進行有效監督。二是對市國資委負責人的有效監督檢查主要來自上級黨委、政府和紀檢監察部門，但實踐中由於國資部分業務專業性較強，上級黨委、政府和紀檢監察部門對其監督檢查只能停留在程序上是否合乎規定，對業務的實質內容監督不足。三是在監督檢查上往往注重事後的強化問責，而忽視了事前提醒預防和事中關注管控。四是“三重一大”集體決策制度在一把手權力面前流於形式。
周建強在懺悔錄中也自我剖析說：“我把自己置身於群眾批評和群眾監督之外，置身於黨的監督之外，置身於自我監督之外。所以，思想越來越滑坡，黨性越來越淡薄，小病不治，最終釀成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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