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建強指出，從歷史事實和法理而言，中國政府當然有依據證明中國民間個人的請求權並沒有放棄。他介紹說，比較而言，韓國在救濟受害者的問題上，其採取的措施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韓國政府將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兩國間的財產和請求權問題已完全解決”的條款解釋成“‘慰安婦’等問題並不在此範圍內”，並主動出擊，要求與日本政府磋商“慰安婦”問題的解決；第二，接受被日本奴役的勞工在韓國境內起訴，具體對象僅限於日本加害企業，而不包括日本政府，這樣的處置回避了國家主權豁免的障礙。
韓國的外交和司法實踐，為亞洲其他受害國家樹立了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的參照。韓國法院在管轄民間對日加害企業的索賠案件方面，早已令日本政府習以為常。
管建強指出：“在處理民間個人請求權的問題上，依循法律的規範來處理是明智的。如果法律的問題非得要用政治的方式來處理，往往會留下某種病灶。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在1978年10月，14名日本甲級戰犯的牌位列入靖國神社合祭，其後，日本多位首相無視《中日聯合聲明》確立的精神，公然參拜靖國神社，他們分別是大平正芳（參拜3次）、鈴木善幸（參拜9次），中曾根康弘（參拜10次，198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40周年之際，以首相公職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此後的橋本龍太郎、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都積極參拜過靖國神社。”
顯然，中國的善意並沒有換來日本政客對歷史的真正反省，日本政府要員屢屢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使得中日兩國政治關係在恢復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後又面臨新的考驗。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