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最新日本政府反論”拋出了締結“日華和約”的蔣介石承認了“舊金山和約”同盟國國民請求權的放棄，而新中國有繼承“日華和約”的義務，故而《中日聯合聲明》中第5項的放棄就是在“舊金山和約”戰後處理的框架下放棄了中國國民的請求權。對於這一源自淺田正彥的理論和邏輯，中國學者似無公開發表有針對性的深入研究。
2004年2月1日，“7·31”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團團長以及辯護團事務局局長委托管建強就《中日聯合聲明》是否處分個人請求權的相關問題撰寫“鑒定書”，遞交給二審的東京高等法院。是年12月7日，管建強在該法庭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陳述和答辯。
這場法庭的陳述和答辯實際上是管建強的學術成果與淺田正彥的理論、邏輯之間的碰撞和較量。須交待的是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在審理“7·31”細菌戰受害者訴訟案的判決書中駁回了原告的請求權，諸多理由中包括了《中日聯合聲明》已經放棄了中國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儘管如此，在東京高等法院的判決中，法院故意回避了對《中日聯合聲明》是否放棄個人請求權的認定，也沒有確認和支持一審法庭認定的“《中日聯合聲明》放棄論”。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對該訴訟案件作出上告不受理的裁定，也沒有涉及《中日聯合聲明》是否放棄個人請求權問題。
這一事實說明了圍繞“最新日本政府反論”問題的中日學者較量，使東京高等法院法官不僅無力繼續支持一審法庭的觀點，也無力維護淺田正彥的理論和邏輯。結論是，從歷史事實和法理角度來看《中日聯合聲明》，個人的請求權確實沒有被中國政府所放棄。
這一學術觀點可以說已經影響到東京高等法院的法官，使其沒有肆意支持一審法院認定的中日聯合聲明放棄論。管建強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國政府若公開直接明確闡明上述法理立場，其意義至關重大。儘管如此，由於本人的主張僅僅是學術觀點，不屬於官方的解釋，因此不可能對所有的同類案件有影響力。”
日本最高法院在2007年5月10日，以不符合程序要求為由駁回了高雄飛等人的上訴。管建強認為，該案已經走完三審終審的司法程序，可視為用盡加害國國內救濟程序。但以國際法的視角，高雄飛等人可向中國政府申請通過外交途徑行使外交保護。他認為，高雄飛等中國原告仍有權要求政府解釋《中日聯合聲明》是否如日本法院判決那樣：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的訴權已被中國政府放棄？必要時應向中央有關職能部門反映或與原告所在轄區推選的全國人大代表進行必要的溝通，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積極說服主管職能部門行使外交保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