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舉蓋房的例子，部分住危房的貧困戶沒有經濟能力蓋房，但根據當地政府規劃當年底就要實現脫貧，而且必須住上安全房。咋辦？駐村扶貧幹部不得不替貧困戶墊資蓋房，更有甚者，遇上個壓根不願意建房的村民，扶貧幹部只能親力親為。“個別群眾不積極，工作又有要求，基層幹部不得不出錢出力、一力承擔。”孫玉說。
包辦心態的出現，跟現在脫貧攻堅的考核方式也有一定的聯繫。“一些地方對於扶貧結果卡得很嚴，‘不摘貧困帽就摘官帽’‘不脫貧致富就不調崗’，在這種考核壓力下，不排除有的幹部採取‘非常規措施’。”孫玉還聽說，有駐村扶貧幹部給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種了幾畝地的莊稼，平時莊稼地都是幹部或者別人在料理，等上頭考核通過後，這片莊稼地也漸漸荒廢了。貧困戶的生活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數據上倒是脫了貧”。
還有些貧困戶壓根就不想改變生活。孫玉介紹，在他所在的縣，有的群眾雖然住著危房，但覺得“有酒有肉，日子挺好”。他說：“發展產業，說到底還是要有人‘幹’，可有些貧困群眾就是不想幹，也很難做通思想工作，我們也是有苦難言、有勁難使。”（記者 楊文明）
點評
之所以出現“包辦”做法，與駐村扶貧幹部缺少精力、考核過於“用力”、貧困群眾缺少動力不無關係。
貧困村往往較為偏遠，有的駐村扶貧幹部還承擔本職工作，“兩頭掛”導致精力分散，很難有時間去實地調研，於是少數扶貧幹部圖省事，就以包辦方式替代扎實的群眾動員。
有的地方貧困面大，脫貧壓力大，扶貧任務層層加碼，考核嚴格，部分駐村扶貧幹部不得不選擇“包辦”。積極完成任務體現責任心，但農業農村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制定目標不能脫離實際，不能因為時間緊迫就一味求快，沒有帶動起貧困群眾一起幹，最終影響脫貧攻堅的實質效果。
建議駐村扶貧幹部結合實際，從貧困戶需求出發規劃脫貧路徑；對於部分五保老人、殘疾人等，應盡快做好與社會兜底政策的銜接工作，還要做好“精神扶貧”工作，打破“越窮越要、越要越懶、越懶越窮”的惡性循環；各級政府應結合貧困村、貧困戶實際和農業發展規律制定任務時限，科學考核，避免把幹部逼上“包辦”的道路。（雲南農業大學教師 王國賢）
攀比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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