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香港政務官傳統上不注重研究水平 更重視自己免責
我在中央政策組做過全職研究員，也做過非全職顧問，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個，可能是少數之一。回應張先生說政府要向智庫撥款，我是同意的，問題是誰負責和怎麼批出撥款，我還是要回到原來我們政務官、公務員的工作方式。
首先研究項目就是價低者得，重視的不是你的研究水準本身，說白了就是自己不會挨罵，一定要按照最保守的那種用錢的心態。只有很低的開支才可以不用繁瑣的投標程式，因此很多時候只能找個別的學者，拉交情寫一點很基本的東西。此外，中策組有個總研究主任Research Director的位置，最初是聘請教授，現在變成政務官只管行政；而且一旦由政務官做，以後都是；這反映對研究的重視不足。
問題就是說，香港政務官一直的傳統，不是很注重研究。你看內地很多部門，都會有什麼政策研究中心，自己有研究人員。當然素質會參差，肯定不會每一個都像CDI一樣，但是起碼內地的文化是重視研究的。但在香港就沒有這個土壤。
我是很深的感觸就是專家也好、學者也好，對政府的影響力，在內地肯定比香港要強得多。你看一個例子就是退休保障，比如周永新教授，我十年前在中策組已經請教授研究退休保障，現在政府還是找他去搞。他也快70歲了，他最近就說，我是永遠不會再幫政府了，因為政府就是用他用了幾十年，但是一直都是研究階段，說的不好聽可能就是拖延時間。最後他做的什麼報告，政策也好，還沒有采納，還沒有成為真正的政策。
所以這個就是那種文化的問題，思路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更關鍵就是整個政府和整個社會就要對於研究重視，尤其是官員，不然的話你多給多少撥款也沒用。我們香港不缺什麼基金、發錢給NGO申請，他們基本上沒有覺得很有滿足感，因為太多的規矩；然後那種評估都是量化的，各種因素的制約。所以我覺得我支持政府多撥款，但是也要看，就是一定要重視我們研究的質量，而不光是價低者得。
（張志剛：我補充一句，就是我不是要求你什麼，而是整個關係要改變；不光是你給錢，因為我不是白要你的。但你不能把彼此的關係看成只是一個投標，不能只是價低者得的關係；如果這樣搞，沒法體現智庫的價值。試想，若我去年完成的項目，今年給人家用更低價拿走了，難道我要把部分研究員辭退？！我怎麼能留住人才？）
（郭萬達：這有點像工程投標那樣子，以一種商業的運作模式來做智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