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七年多來，兩岸官方和民間為了處理兩岸交流衍生的多種共同事務，逐步建構出體現兩岸協同治理的機制，包括兩岸執政黨交流、兩岸事務部門的聯繫、兩岸相關職能部門的交流、兩岸委託社會團體的協商以及基層交流、企業高峰會交流等，在海關、貿易、投資、氣象和打擊犯罪等公共事務問題上攜手合作等。這次習馬會則是協同治理的頂層機制的實現。
協同治理能增強兩岸共同認同
那麼協同治理對兩岸關係有什麼影響？在這裡我想提一提對認同的影響。我們談及到認同的時候，往往是說受文化、教育、歷史的這些影響。但對認同產生影響的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對公共事務的治理體系。我們過去看研究民族主義、民族認同的理論著作，他們所有理論背後都有一個潛在的深層次的邏輯。一個地區之所以能形成共同認同，是因為他們有共同事務，有一個治理公共事務的整體框架。現在，我們處於一個分治狀態，但在協同治理中能讓兩岸對共同的公共事務產生一個有效的治理體系，從而為兩岸共同認同奠定了一個制度性基礎，這是塑造共同認同的一個必要條件，雖然還不是充分條件。
習馬會是“棋先一著，佔據主動”，創造了新的現狀。習馬會的內容，包括兩岸熱線和貨貿協議等。這些內容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新意，但行為本身就有新的現狀。這就回到剛剛所講的，對治權的互相簡介承認，對兩岸協同治理體系的頂層確認。做到這一步的話，對民進黨有很大的衝擊，促使民進黨無法回避。如果2016年民進黨上台執政的話，他們在兩岸關係上模糊的空間會大大壓縮。第二個就是民進黨內部的投機心態，只跟你談經濟，不談政治的可能性也大大壓縮，這使得民進黨內部的政治力量進行重組。民進黨內部除了激進的力量，還有一些中間的、理性的力量，這需要我們去爭取。
習馬會後，要求我們應該進一步爭取民進黨內部中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減少民進黨對習馬會所構建的這種協同治理體系的衝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