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其他的機能領域，文化的特質具有自我能量的生命力。各種文化將在進化、流動、對話、妥協及兼容的過程中完成共生的秩序；既要對自我的歷史文化做重新解讀（新時代時空坐標下的獨白），也要發揮面向未來的智慧，從異質文化提取象徵符號，融入自我而共生，以創生新的文化內涵。
未來在“典範轉移”的挑戰下，新的存在必然將透過新的程序來重構，全球體系中的主流成分或非主流成分都必須發揮自我動能，在跨越舊秩序的互動程序中，尋求共生的秩序；過去依賴權力維繫秩序與生存的時代將逐漸失去效能，未來的秩序與生存將走向建構威信 （authority），透過自願對秩序的服膺，達致相互認同的共生情境。可以預見的，未來世界新秩序的領導者，不可能只依靠科技能力、經濟實力、軍事威力、政治影響力所建立的權力運作，對他者施予心理威懾來達成，而是必須依賴文化的力量，建構威信，取得他者的心理認同，才有可能在共生體系中跨越霸權思維，發揮新時代的領導力（hegemony VS. leadership）。
總結來說，十九世紀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擊敗的中華文化，不是孔子正統儒學的文化，而是董仲舒為了鞏固中國社會的穩定，對儒家思想做了政治性解釋的儒家文化。雖然它確有助於建構“超穩定”的中國社會達二千多年之久，但也同時壓抑了個人的自由意識及犧牲了創造性的文化內涵；這也是二千年穩定所付出的代價，終究價值都需要代價的，不管其代價是否合理。然而，不管如何，中國在這一個世紀中經歷了農業文明的自然主義、經驗主義，和工業文明的理性中心主義，從中體驗了文化的停滯、衝擊到轉型，至今也同時再體驗了西方文明的惡果 。
就如前述，本文認為中國正統真儒學的文化模式最能符合當前第三波文明或量子思維體系的調和、共生的哲學精神及文化內涵。文化的傳統載體主要是“人”；人的生命體與文化的有機性可以互為表裡，使得文化得以逐漸型構其社會性。於是，人的流動固然可以帶動文化的流動；文化形體的流動也可以帶動人的流動，進而促使文化流動。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表現出對中國的美好憧憬 。
然而現實上，中國如果要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首先就必須建構“世界菁英網絡”，以取代目前美國在全世界各國的“菁英網絡”；也就是讓世界各國的政治菁英及社會菁英都能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另外再舉個例子來說，流動於世界各地，大約七千萬的華僑，正促使中華文化隨著人的流動，而流動於全世界。近年來，為了文化的擴張，進而在全球各地方扎根，華人文化園區在世界各地方的設立，將形成全球性華人文化的流動網絡；換一個角度來說，這些文化園區將扮演該網絡的結（nodes），向全球各地的本土文化輻射，並進行對話、調和與共生。另一方面，如果想要以固定的華人文化園區發揮文化擴張的功能及影響力，那麼就必須配合流動的人，亦即必須與全球性的旅遊網絡搭配，才能促動文化的流動；所以，這些文化園區的建構就必須具有“可觀光性”及“可購物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