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0日電／《中華文化復興的政策思維：實現中國夢的途徑》 作者：楊志誠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自1839年英國挾著工業文明的優勢國力，打開中華帝國的門戶之後，一個多世紀以來，＂西風壓倒了東風＂。中國知識分子深刻感受了《西潮》的衝擊 ；這期間，他們反覆的反省與思考，試圖尋求東風再起的“請風台”。但從這一段歷史經驗來看，幾千年的慣性，包括思維、文化及社會機能等層面，使得中國在這一個半世紀的文化史似乎總是在原處打轉。
1860年的自強運動，引進西方的船堅炮利，沒想到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被日本重棒一擊，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強烈質疑傳統儒家思想，隨後激發了1919年的 ＂新文化運動＂。在＂中體西用＂ 與 ＂全盤西化＂ 的路線爭論中，中國依然是傳統性文化的中國；似乎，中國的社會及庶民大眾還在觀望著知識分子在文化路線上的爭論。
半個世紀之後，中國推動了改革開放，這次在物質文明上邁了一大步，從體制上推動改革，引進了西方的理性思維、市場經濟和科技體制。這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物質文明確實得到了發展，但卻在物質發展的過程中激發了人的欲望本能，人際的和諧關係及社會的規範作用遭到了侵蝕；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產生了斷裂，也與制度文化形成疏離。而關於文化的構成形態，依俊卿認為：“…在文化的所有層面中，最具有內在性、最能體現文化的超越性和創造性本質特征的是精神文化。” 對於1960年代文革之後物質解放的異化，中國知識分子在反省中也爆發了1980年代的 ＂文化熱潮＂ ，探討如何從根本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以及是否必須擺脫傳統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文化模式向現代化徹底轉型。然而，到底甚麼是＂真正的現代化＂呢？ 是西方的現代化嗎？ 這當中的問題是，東西方的現代化並沒有共時性，在“時間遲滯”（time lag）的效應下，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是否可以引進西方的“標竿模式”呢？
關於中國文化復興的議題，這一個半世紀以來，二次文化爭論的熱潮中，討論者眾，其中概多為大師級的學者或社會菁英，如嚴複、梁啟超、胡適、魯迅、傅斯年、章太炎、梁漱溟、錢穆、依俊卿、餘英時…等。然而，中國文化復興至今還需要再討論，其關鍵到底在哪兒呢？ 關於這一點，依俊卿也看出了端倪，歸納起來有二點：一是中國與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存在的“時間遲滯” ；其次是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以及結構的缺陷，包括知識分子與庶民之間在文化認知上的大斷層。為了探討這個問題，就必須先論述當前已成為主流的知識文明典範；其次為了架接 （bridge） 社會菁英與庶民在文化認知及生活行為上的斷層，就要從公共政策的思維尋求解套，以求全面性轉型的效應；最後則是以文化的效應作為復興中華實現“中國夢”的途徑。這是本文粗淺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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