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貨幣政策不確定性增大。在之前一系列深度報告中，我們指出，耶倫主導下的美聯儲已經背離了傳統的貨幣政策規則。而本次大選將進一步增強未來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進而降低市場風險偏好，阻礙實體經濟的復甦。首先，美聯儲受到特朗普的強烈抨擊。在首場電視辯論中，特朗普重申美聯儲遭到政治綁架，持續的低利率導致了美國資本市場的虛假繁榮。特朗普此前也多次承諾，如果當選總統，不會再度任命耶倫作為美聯儲主席。其次，低利率環境與希拉里的經濟方針存在內生矛盾。長期的貨幣寬鬆引致了美國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造成了激勵機制的扭曲和社會福利的損失。這與希拉里“改善就業環境、保護中產階層”的經濟目標背道而馳。最後，當前的低利率環境，部分可歸因於大選前夕的政策透支。在大選結束後，貨幣政策轉向的可能性亦將有所提升。
第三，民粹主義風險由虛轉實。在英國脫歐之後，本次美國大選是民粹主義全球泛濫的又一標誌性事件。不僅特朗普是美國右翼民粹的代表，而且在桑德斯的衝擊下，希拉里也需要取悅左翼民粹選民。因此，無論大選結果如何，民粹主義都將登堂入室，並在政策實踐中有所體現。這將產生多重風險。其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孤島主義膨脹。全球化退潮加劇，要素流動和國際貿易放緩，美國和全球經濟復甦雪上加霜。其二，美國外交策略趨於強硬。無論是特朗普的“美國第一論”，還是希拉里的“美國例外論”，都將加速經濟風險向地緣政治風險轉化。其三，美國大選與英國退歐形成共振。民粹主義在英美的崛起產生示範效應，對2016－2018年陸續大選的歐洲20逾國及其他地區產生衝擊，全球經濟政治格局更加混亂。
（來源：新華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