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風格對立。在首場電視辯論中，希拉里開場即拋出了逾20條施政措施，而特朗普的空泛口號依舊多於具體方案。兩者風格形成了“實幹VS口號”的鮮明對立，引起了輿論的高度關注。但是，從博弈機理來看，這一對立格局並非意外，而是雙方最優競選策略使然。執政黨繼承了上屆政府的政治遺產與施政經驗，必然善加利用，通過在施政措施上的頻頻發力，打壓資歷不足的對手。面對這一壓力，在野黨則需唱響改革口號，點燃選民破舊立新的願景，進而揚長避短。歷史上，卡特與里根、麥凱恩與奧巴馬等競選都出現了相似的對立格局。
此外，鮮明的風格對立也將加劇選民的陣營分裂，不同社會群體的民調將兩極分化。因此，電視辯論期間的民調不再具有準確的前瞻功能。例如，2012年，羅姆尼雖在電視辯論中勝出，但未能贏得最終大選。而今年首場電視辯論後，主流媒體和網絡媒體的民調結果也大相庭徑。
再次，路線爭鋒。歷次大選，兩黨都會開出截然相反的經濟藥方。在今年首場電視辯論中，兩黨候選人在稅收、貿易、監管等問題上均針鋒相對，路線之爭同樣成為辯論焦點。短期來看，兩黨的路線各有利弊，難以取舍。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黨派意志其實難以改變美國經濟的客觀規律，不同路線對於經濟走勢的影響微乎其微。據我們測算，1945年－2015年，兩黨執政期間的GDP增速、通脹水平、失業率等主要經濟表現的長期均值非常接近。雖然民主黨看似略有微弱優勢，但這一差異在統計學意義上並不顯著。並且，兩黨歷史上都出台過一些短期大獲人心、長期代價沉重的經濟方針。例如，胡佛政府的“自由主義”、卡特政府的“反通脹計畫”、尼克松政府的“物價管制”等等。
不同於表層熱點，在鎂光燈外，本次大選催生了一些深層趨勢，正對美國經濟的長期總供給產生負面衝擊。從AD－AS模型來看，這些趨勢迫使長期供給曲線向左移動。因此，無論大選結果如何，美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都將受到抑制。具體而言，這些深層趨勢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結構性改革進程放緩。就目前美國經濟形勢而言，寬鬆政策的邊際效應和後續潛力正在衰減。無論何人當選，結構性改革都是不可回避的關鍵挑戰。美國政治學理論指出，在成熟的制衡機制下，只有當總統本人對其他權利中心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和凝聚力，才能有效地進行改革。否則，總統的單邊行動就將陷入無休止的程序糾纏。
例如，近期的“9·11法案”就經歷了“議會通過－－總統否決－－議會再推翻總統否決”的反覆拉鋸。黨內初選至今，本次大選不僅加劇了社會割裂和黨際對立，還造成了嚴重的黨內分歧。當前的兩黨候選人均不具備足夠的能力推動改革。因此，無論何人當選，美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都將被迫放緩，全要素生產率將受到持續抑制，削弱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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