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現代世界的“複活”，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的一系列重大轉向有莫大的關係。政治方面，冷戰的大背景下，標誌性的1968年由一場“五月風暴”點燃了多個國家的反抗運動；經濟方面，二戰後長達二十餘年的快速增長和繁榮期行將結束，中東戰爭、石油暴漲、滯脹的並存，讓紅極一時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政策顔面掃地，弗裡德曼、哈耶克等人在這一時期相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本身就宣示著某個轉捩點的到來；精神文化方面，思想界在整個七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後現代主義的轉向，羅蒂、德里達、利奧塔、哈貝馬斯等人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有相關論域的重量級論著問世，總的特征是解構主體性、質疑理性、鼓吹相對主義、反對基礎主義和還原主義、去中心化。凡此種種，各個領域既存“權威”的不穩定性和範式革命的歷史大勢，都為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思想界的“複活”，創造了極合適的氣候條件。
經濟轉型、社會轉軌的歷史巨輪快速駛過之時，留下了紛繁複雜的各類社會問題的殘跡，弱勢群體的社會被剝奪感與階層斷裂的風險增大，這是早期相對激進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重返當下的社會基礎。據此，我們似可認為，無政府主義的重出江湖，是各掃門前雪、本國優先的國際大氣候和社會問題驅動下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主義的國內小氣候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
如果從前述對無政府主義發展脈絡的梳理來看，斯科特將難於歸類。他自己的解釋則是，之所以對無政府主義產生興趣，是因為其青年時代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覺醒中產生的希望和憧憬，遭逢歷史與現實的迎頭一擊而終致幻滅：“其實就每一場成功的革命來說，其最後造就的國家政府都要比它所推翻的更加強力。”（《六論自發性》，第2頁）這促使他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去接近和借助於無政府主義的透視方式和觀察角度（而不是一種系統的無政府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採用一種過程取向的、作為行事方式的無政府主義。
斯科特明確地與三類無政府主義主張劃清界限。一是技術派。這些人是天真的科學主義者，他們相信理性和知識的進步將把人類超拔出現有的困境，物的管理會取代政治，政治世界的基本命題將被簡化為一場技術治理。由此，國家不再必要。在斯科特看來，這過於幼稚，物質豐富遠不會取消政治，只會把政治鬥爭的領域向縱深拓展。二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