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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論自發性》，［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袁子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230頁，58.00元 |
中評社北京5月10日電／《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海上書房”專欄的十問環節中，有一道必問題目：“如果只帶一本書去遠方，你會帶哪本？”2018年7月，我出發去雲南掛職扶貧前，遇到同樣的情景。在滇西南的山谷中，終於沒有控制住“購書如山倒”的熱望，陸陸續續或搬或買了好幾批，以至於一年之後返回上海時，自作聰明地以為飛機托運會比快遞划算，結果為這幾十公斤的書額外付了四百多塊錢。不過，在我出發時，只隨身帶了一本書。我想，既然是去雲南，去深山，去面向東南亞的邊疆地區，那就應該帶斯科特的那本《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
斯科特有一種魔力。他一貫擅長於小切口中見大縱深、在小概念裡出大氣象。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中，他以“生存倫理”對湯普森的“道義經濟”做了新的拓展和闡釋；到了八十年代的《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他對這些底層小人物的描摹已經推進到精神世界，致力於揭示底層的日常政治或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九十年代的《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中，他再次翻轉角度，居高臨下地審視國家主體推動的現代化，其狹窄管道是如何裁剪自然狀態的豐富多元，造成“好心辦壞事”的結局；2009年，他出版了《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中譯本由三聯書店在2016年出版，2019年做了全面修訂），可謂把“腦洞”開到了極致，在政治人類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脈絡之外繼續探問，重構性地書寫了一部山地政治的可能演變史和移民史，把“惹不起，躲得起”的樸素邏輯，上升到有意為之的主動遠避現代財政和自覺逃離現代國家網格化、數目字管理的政治智慧高度，這樣的高山文明，著實是“深藏功與名”，不服都不行。
當然，斯科特的身上也一貫存在著巨大爭議。他筆下的國家形象，無論是前現代的王朝統治者、近代殖民者，抑或諳熟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技術的國家政府，都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不斷擴張權力範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勒索者”角色。這當然與底層社會自始至終存在著巨大的矛盾衝突，國家與社會、與底層、與農民的關係被簡化為一種深刻的互不信任，相應地就必然要導致一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反覆博弈和形式主義對抗官僚主義的理性狡計。不過，國家的目的果真僅僅在於控制國民，以至於引發部分人群遁走高山、尋找國家權力不及的烏托邦空間以逃避統治？這樣一種帶有濃厚後現代風格、反進步史觀的解釋，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彈琵琶、促人深思，但與人類社會減貧和發展的歷史進程，與我在脫貧攻堅一線觀察到的諸多事實和常識，確有不小的差距。
直到2019年末，讀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最新譯介的斯科特2012年的作品《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遊戲》，我們終於看到了他對自己半個世紀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