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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政策運用得當、長短結合，才可化疫情之“危”為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之“機”，維持住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結構性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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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8月4日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國內外形勢作出最新判斷，並對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基調和重點工作進行了詳細部署。立足於“兩個大局”的時代背景，會議在“變”與“不變”中客觀分析國內外形勢和環境，制定經濟政策和發展思路。
光明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教研部財政金融室主任郭威文章分析,從“不變”來看，會議對當前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作出了3個“仍然”的判斷，即中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從“變”來看，會議提出，“要深刻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善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其中，“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特別值得關注，這是基於完善宏觀調控層面首次提出的，其戰略定位和運作機理超越了以應對經濟短周期波動為主的傳統逆周期調控政策框架。
第一，宏觀調控跨周期是相對於傳統的逆周期調節而言的，但不是對逆周期調節的否定或取代，而是對其的完善和升級。國內外宏觀經濟調控實踐證明，中國的宏觀調控理論與西方國家有著顯著的不同，如西方國家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是從穩定總需求出發，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逆周期調節方式熨平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總量性特征。而中國的宏觀調控除了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還要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加強與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的協同發力，在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上，還關注結構調整與優化，特別是通過結構性調控來實現三大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以此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可以看出，“跨周期”是對“逆周期”的完善和升級，意味著在關注短期經濟周期性問題的同時，更加關注中長期的結構性和趨勢性變化。
第二，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可以有效彌補傳統的逆周期調節所引發的問題和矛盾。隨著國內經濟逐步得到修復，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仍是防止短期疫情衝擊演變為趨勢性變化的必要舉措。但需要避免的是不合意的短期逆周期調節所引發的中長期問題，特別是海外疫情的快速蔓延所產生的“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產業鏈供應鏈斷裂等不確定性加劇了中國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複雜性，從而對中國常態化疫情防控時期的宏觀政策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顧歷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了長期而深刻的影響。為對衝金融危機影響，世界各國都全面擴張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從宏觀政策逆周期調控方向和力度來看，一方面，強有力的逆周期調節取得了十分顯著的反危機增長效應，中國在金融危機後短期內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明顯的刺激政策“後遺症”，中國經濟由此進入“三期叠加”階段。跨周期設計和調節不僅考慮特定經濟周期內的問題，而且更加關注宏觀經濟政策延續的時間與覆蓋的效果，既立足於短期經濟波動，強調各項政策的協同和配合以維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又著眼於中長期的政策傳導效應，在結構調整與優化中實現風險可控的高質量經濟發展。
第三，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不應是另起爐灶，可在現有的框架體系基礎上進行完善和拓展，但應更加注重長短期結合。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
首先，相較於已經走向零利率、負利率以及無限量寬鬆等非常規政策的歐美國家，中國的政策空間相對充足，但也並非沒有邊界。因此，在跨周期設計和調節時需要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為中長期留出合理的政策空間儲備和餘地，特別需要綜合考量政策是否有時滯、政策是否具有針對性以及傳導路徑是否暢通等因素，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科學判別，避免因誤判而出現政策過度或偏差。
其次，總體來看，此次疫情是典型的外生變量，其所形成的衝擊終歸是外生性衝擊，短期的衝擊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的內生活力和韌性。隨著復工復產逐月好轉，放緩的經濟便會回歸到正常的軌道運行。因此，在跨周期設計和調節上，既要立足當前，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更要著眼長遠，服務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產業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生物醫藥、5G網絡、智能製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以及遠程教育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宏觀政策運用得當、長短結合，才可化疫情之“危”為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之“機”，維持住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結構性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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