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之後，歐洲出現了全新的安全格局，但北約從未討論過“去”的問題，著眼點都是怎麼“留”。北約的轉型是從向之前的對手——前華約國家——伸出“友誼之手”開始的。1991年，北約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以此開展與前華約國家對話與合作，手開始伸向東歐。
如果說冷戰時期，北約的擴員尚局限於西方世界內部，仍著眼於集團軍事對抗。但冷戰之後的擴員則具備了擴張的性質，這是由北約的政治屬性決定的。作為軍事聯盟的北約，政治基礎是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北約的目的是確保成員國的“安全和自由”，冷戰結束後，北約的著眼點轉向利用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鎖定中、東、南歐國家向西方靠攏的傾向，穩固它們國內與西方相同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擴大西方的“安全與繁榮圈”，即擴大西方的陣營。如今，北約圖謀的是全方位擴張，其戰略轉型想要涉及建立全球夥伴關係、增添全新職能、突破傳統防區、開展防區外軍事行動等。
轉型的“黑歷史”給多國帶來災難
冷戰結束後，北約開始重新定位，將以地區不穩定等為代表的所謂“不確定性”視為新的“危險和挑戰”，由抵禦源自歐洲的傳統威脅轉為抵禦來自歐洲之外的新威脅。從歐洲到北非、從中東到阿富汗，北約所有的軍事行動都發生在冷戰結束之後。
1999年北約通過的戰略概念首次強調北約要“走出防區”，從“集體防禦”轉向防區外“干預”，這意味著北約基本確立了“可在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的原則。其中，1999年北約悍然對南聯盟發動的所謂“人道主義戰爭”——科索沃戰爭——公然違背《聯合國憲章》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繞過聯合國，在沒有安理會授權的前提下，對南聯盟連續轟炸78天，在國際關係中創下了惡劣的先例，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嚴厲指責北約的單邊軍事行動，他強調的是，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具有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這一點得到北約的明確承認，因此，安理會應參與使用武力的任何決策。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和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也嚴詞譴責北約對南聯盟的軍事行動，稱其目的是想在這個國家“建立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社會和經濟制度”。
“9·11”事件之後，北約的敵人由固定變為無形，“恐怖主義威脅”成為北約的心腹大患，反恐變為重中之重，為此，北約特成立機動能力強的“快速反應部隊”，既繼續承擔《北大西洋公約》規定的第五條款集體防禦職能，也開始執行非第五條款集體防禦的軍事任務，大有“哪裡需要就去哪裡”“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的架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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