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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構想最大的特色在於“不改變制度”。 |
中評社╱題：“一國兩制”與“維持現狀”新議 作者：張遂新（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指出，“維持現狀”向來被認為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如今這一議題又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對兩岸政策的表態而再次引起廣泛討論。儘管“一國兩制”方針從萌芽到形成都體現著鄧小平“維持現狀”的理念，但因台灣社會缺乏瞭解，往往將其視為與“維持現狀”對立的主張而予以拒斥。大陸可將“一國兩制”與“維持現狀”相連結，使台灣民眾瞭解到“一國兩制”不僅與“維持現狀”並非水火不容，更能夠為台灣社會穩定提供制度化保障。
前言
“維持現狀”被認為是台灣社會對於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主流民意，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系列民調顯示，近二十年來，絕大多數台灣民眾都傾向於廣義的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狀再決定”和“永遠維持現狀”），支持率達五六成。如在最新一期的民調（2015年6月）中，59.5%的受訪者都認同廣義維持現狀。
為了迎合選民，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於2015年3月21日表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很清楚，就是兩岸關係必須維持和平穩定，民進黨會盡最大力量維持現狀，更重要是跟各方保持好的溝通狀態”，(1)這是蔡英文宣佈參選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以後首次較為明確地闡述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儘管內容仍顯空洞，但在蔡英文很有可能將率民進黨在2016年取得執政權的情況下，此番表態已足以引起各方關注，有關“維持現狀”的話題也將在一定時期內成為各方攻防的焦點。
在台灣社會的語境中，“維持現狀”是相對於“統一”與“獨立”而言的中間選項，但對普通百姓而言，“統獨”議題錯綜複雜難以釐清，而台灣政治人物又長期借此挑撥民粹，造成族群撕裂、貽害民生，因此多數民眾聲稱希望“維持現狀”，表面上是既不接受統一也不支持獨立，而實質上卻是不願糾纏於“統獨”紛爭，只求平靜的現實生活不被政治擾亂。由此可見，“維持現狀”蘊含了台灣民眾求和平、求安定的樸素願望，對此大陸方面是可以予以正面看待的。
出於拉攏民意的考慮，如今台灣朝野都對“維持現狀”這一概念趨之若鶩，但各方僅從“不統不獨”的角度片面理解“維持現狀”，自然難以從根本上滿足民眾“維持現狀”的要求。如國民黨將“現狀”解釋為“不統、不獨、不武”，但這樣的“現狀”只是當前各方勢力平衡的產物，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畢竟難以長久“維持”；而民進黨甚至連“不獨”都不敢保證，其“維持現狀”的意願和能力更廣受各方質疑。此外，美國也有一套基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的“維持現狀”說辭，但其出發點卻在於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
即便如此，部分政治人物還常常以“維持現狀”作為抗拒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藉口，作為中國大陸為解決台灣問題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一國兩制”構想更是首當其衝，他們往往以“一國兩制”會衝擊台灣現狀為由煽動輿論的反感情緒，“一國兩制”因此在台灣社會飽受汙名化，而中國大陸長期對此缺乏反駁，客觀上也放任了這一現象的蔓延。當前“維持現狀”再次成為熱點議題，中國大陸正可以借此機會向各方宣傳兩岸政策，為“一國兩制”正名。
事實上，“一國兩制”構想兼顧了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其在台灣的實行不僅不會擾亂台灣民眾現有的生活方式，相反還可以成為維持社會安定的制度保障。早在1998年1月26日，錢其琛副總理在江澤民主席《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發表三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曾指出，“未來按‘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對台灣同胞的現實利益與長遠利益沒有任何損害。許多台灣同胞希望維持現狀，對他們來說，‘一國兩制’就是最好的維持現狀的辦法”。(2)當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會議中也提出，“按照‘一國兩制’實現和平統一，滿足了台灣人民求和平、求穩定、維持現狀的要求和願望，完全符合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3)到了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也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4)可見長期以來，“一國兩制”構想在強調國家統一的同時，也體現著尊重和維持台灣現實狀況的理念。但過去較少提及的是，這絕非後人附會的產物，早在鄧小平創造“一國兩制”構想的過程中，“維持現狀”的理念就已經蘊含其中了。
從西藏到台灣——
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溯源
一般認為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主要有兩大淵源，一是建國之初擔綱西南政務時期主持和平解放西藏的實踐，二是對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和平解放台灣”、“一綱四目”等思想的繼承，事實上二者並非孤立存在的，鄧小平和平解放西藏的經驗很可能也成為了中共中央早期對台決策的啟示。
1950年5月11日，鄧小平就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名義向中央軍委提出了同西藏當局談判的四項建議，其中提到，“西藏現行各種制度暫維持原狀，有關西藏改革問題，將來根據西藏人民意志協商解決”，(5)可見“維持現狀”的精神早在解放西藏問題上已經得到體現。
1952年7月，鄧小平攜“和平解放西藏”的成功經驗調回北京，從此更得以直接參與包括對台工作在內的中央決策過程。自1955年起，中共中央調整對台政策，為“和平解放台灣”進行了一系列努力，鄧小平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1956年7月11日，鄧小平出席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了周恩來應通過“兩岸密使”曹聚仁向台灣當局傳達的意見；(6)10月8日又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一次擴大會議，同樣探討了關於台灣形勢的問題。(7)
在參與對台決策的同時，黨中央“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也促進了鄧小平對台灣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和認識。1957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山西省直機關幹部和太原市機關幹部、廠礦企業負責人大會上談到台灣問題時表示，“我們的政策是，回來就無罪，回來就算一功。台灣問題複雜得很，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總是這個政策，實在不願改變台灣現在的制度，也可以暫保留；軍隊不願改編，我們不改編”。(8)這是目前所見鄧小平首次就統一後台灣的安排公開發表意見，卻已經蘊含了“一國兩制”的意義。“台灣現在的制度也可以暫保留”的說法顯然與1950年關於“西藏現行各種制度暫維持原狀”的建議是一脈相承的，可見鄧小平此時已經開始思考將“維持現狀”的理念應用到解決台灣問題上。
然而此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鄧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領導人不得不將更多精力投入有關工作當中，也就相對減少了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度。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不久，鄧小平更遭到錯誤批鬥，被迫下放勞動，徹底遠離了中央對台決策核心，直至1973年3月復出工作為止。
此時正值中美關係破冰伊始，但由於美國一直試圖維持與台灣的特殊關係，台灣問題便成為了雙方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最大障礙。對此鄧小平除了旗幟鮮明地反對美方“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外，更在對外場合屢次強調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台灣一定要收復，至於什麼時候收復，用什麼方式收復，那要根據我們的具體情況來決定，我們希望能和平解決，能和平解決更好。如果不行，那就要考慮別的方式，叫做非和平方式”。(9)而另一方面，鄧小平也向台灣同胞及海外華僑華人承諾，“解放台灣以後，不可能把大陸上的一套馬上搬過去”。(10)由此可見，鄧小平並沒有因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捨棄“維持現狀”的理念；而“維持現狀”作為未來對台政策的原則，不僅與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不相衝突，對於推動和鞏固國家統一都是有所助益的。
“文革”末期，鄧小平再次遭受錯誤衝擊，被撤銷了一切職務，到1977年7月才再次復出，復出後的鄧小平主要負責外交工作，此時正是中美建交談判的關鍵階段，在主持相關工作的過程中，鄧小平得以更加系統深入地思考台灣問題，最終將“維持現狀”理念完整總結為“一國兩制”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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