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最大的遺憾，應該是兩國的主流媒體、智庫都沒有把對方視為友人，而是彼此譏笑、諷刺、批評、揭傷疤。國外媒體並沒有突出報道武漢到底怎麼救人、用了什麼藥，方艙醫院如何發揮作用等與治病救人直接相關的話題，而是一開始就集中抨擊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的媒體關於美國的疫情報道，同樣也沒有怎麼去關心美國是哪些人處於什麼樣的公共衛生環境而得病，美國醫院和醫生的救助有沒中方可學之處。雙方的公眾輿論更多是借題發揮，往“國家間缺乏戰略互信”方向去套。從道義經濟的角度講，中美兩個社會這次都有做得更正面的空間。
美國暫停或中止向世衛組織繳納會費，對全球衛生合作影響也沒有一些媒體議論的那麼嚴重。一方面，在這次全球抗疫過程中，由於多種原因，世衛組織實際發揮的大國協調作用確實有限，但是世衛組織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PPP）依然基礎雄厚。
例如，世衛組織牽頭在2000年建成了“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絡”（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 GOARN）。世衛組織應對非典和這次中國的新冠疫情都是在這個框架下進行的。這個網絡的參與方除了成員國的政府衛生部門外，還有全世界公共衛生領域的200多家醫院、研究所、實驗室，廣泛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沒有聽說美國政府禁止私營機構通過這個網絡發揮作用，未來那些機構也不會減少參與。
世衛組織的另一個基礎性項目是1952年開始的“全球流感監測和反應系統”（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 GISRS）。中國在1953年就派專家到世衛組織參加全球流感監測，1983年中國國家流感中心開始機制性地參與GISRS業務。
上述兩大平台的運營經費，主要靠參與成員的日常性開支維持。總之，現在政府層面即便有外交摩擦，世衛組織旗下專業機構的作用，至少目前並沒有受到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按照世衛組織的規定，成員國繳納的費用按本國財富和人口狀況計算。1990年至今，這部分經費的分擔方法基本沒有變化，在世衛組織全部項目開支中占比也只有17%。另外83%來自國家或機構捐款，屬專款專用性質。美、英、德、日等是主要國家貢獻方，跨國藥企、蓋茨基金會等慈善機構的供款越來越多。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並沒有基礎把美國暫停它的世衛組織經費一事，拿來作為它又一次“反全球化”“單邊主義”一類的佐證，形成某種輿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