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很多因素使得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政策信號解讀變得非常復雜。我們的研究發現以下幾個因素特別重要：一是關於某個特定行動，雙方在解讀時內部都有不同意見，如關於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斯在國會的講話，中美內部都有不同解讀。這使得準確解讀對方的信號變得非常困難。二是美國國會的角色及美國國內的政治鬥爭。多種因素使得國會在干預美國外交安全事務方面將獲得更大權力，而國會的決策方式顯然與行政部門有很大不同，其釋放的政策信號歷來多元、模糊而且更加激進，這對於處理十分敏感和危險的台灣問題不是什麼好消息。我們的這個判斷後續也被印證了。三是新媒體的廣泛應用。新媒體具有與傳統媒體不同的一些特點，比如其傳播速度更快，穿透國家邊界的能力更強，活躍群體更年輕化以及影響兩國民間輿論的作用更大等。其對於政策制定的影響——如對決策環境、決策過程的影響——很明顯，但同時又缺少有針對性的研究和評估。
第三，中美對於美國聯合“第三方”行動這一點看法差異很大。如關於美日聯合在台灣問題上發聲，中美的看法完全不同。如果拜登團隊足夠熟悉中國近代史，就應瞭解北京對中日關係和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的敏感性。在北京看來，拜登政府意圖讓日本在涉台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的舉動要麼是沒有把中美關係拉回穩定軌道的意願；要麼則是拜登對華團隊中根本沒有真正的“中國通”，從而對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敏感度和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認知。
邵育群表示，在報告的最後部分，我們提出了一些政策啟示。包括深度對話對於保持兩個大國關係的穩定和可預期非常重要；為了降低中美兩國在台海發生衝突的風險，雙方應在各層級就台灣問題進行定期深度對話；雙方應高度關注公眾輿論對自身及對方決策環境的影響，充分重視新媒體對決策環境的影響等。我們團隊想強調的是，在雙邊關係處於非常困難時期，兩國智庫應該排除困難，加強交流，努力促進溝通、發現問題、避免誤判，為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建言獻策。中美兩個智庫的研究團隊對各自的研究成果負責，不為對方的結論背書，希望這些成果對兩國決策者和政策研究界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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