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4日電／作為一門與歷史學科關係極為密切的學科，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與歷史學科主流歷史觀的演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在當下的學術界，由於全球史觀在歷史學科的生成和傳播，國際關係學科的形態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全球史觀的生成及其關鍵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研究世界史的歷史學家們大體遵循前輩學者所確立的指導方針，即通常將世界歷史看作國別史、區域史的叠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所造成的一系列後果，包括世界力量對比狀況的空前變化、科技的快速進步以及知識的廣泛傳播，引發了這一領域歷史學家們的深刻思考。一些有遠見的歷史學家意識到，需要建立一種全新的歷史觀，超越既有的以民族國家和地區的界限來理解整個世界的歷史觀。全球史觀由此萌生。經過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歷史學者的不懈努力，全球史觀目前已經成為歷史學界的主流。
所謂全球史觀，就是將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待的歷史觀，因而它又被稱為整體歷史觀。它從世界歷史的整體發展方面考查人類歷史，高度注意統一性，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是從分散發展向整體發展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始於新航路的開辟，並在其後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體日益密切複雜的互動中不斷得到加強。全球史觀的關鍵點其實並不在於是否談論了一個“整個世界”，而在於是否把研究對象置於普遍聯繫而不是相互隔絕的“世界”之中。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倡導和運用的唯物史觀，可能是最早的全球史觀。這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對人類歷史特別是交往關係的闡述中有非常鮮明的體現。
全球史觀根本區別於以往那種明確或潛在的“西方中心觀”和“國家中心觀”，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就是為了對衝“西方中心觀”、“國家中心觀”而產生的。自近代西方社會在人類歷史中崛起以來，“西方中心觀”、“國家中心觀”得以形成並流布甚廣，在人類社會科學諸多領域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尤以歷史學科為甚，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編纂的7卷本《世界史》是這一歷史觀最為典型的代表。但也應當看到，即使在西方學術界，“西方中心觀”、“國家中心觀”自現代以降也不斷遭到批評。歷史學家兼國際關係理論家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l）就寫道：“在過去400年間，英語世界的歷史無疑是偉大的歷史時期。但是，把這當作是全球史的中心內容，而把別的一切東西當作是這中心內容的邊緣內容，這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歪曲觀點。”一些史學理論大家也認為，“主要從西歐觀點解釋事件已經不夠了，我們必須嘗試採用更加廣闊的世界史觀”。全球史觀的生成及傳播，使人類在觀察、理解和闡釋自己歷史的時候，不再基於特定的因而肯定是有偏見的區域或者國家的視角，而是從總體上超越原有視角，而採取一種全景式的宏大視角。
全球史觀已經在歷史學界催生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學術研究成果。比如，在歐美學術界，美國學者勒芬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iano）的《全球通史》自1970年出版問世以來，被譯成多種文字，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學術影響。另一位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所著的《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也在全球暢銷50年。在中國學術界，自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運動所產生的動能，學術研究的展開和深入，使得全球史觀緩慢萌發。已故世界史大家吳於廑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指出：“研究世界歷史就必須以世界為一全局，考察它怎樣由相互閉塞發展為密切聯繫，由分散演變為整體的全部歷程，這個歷程就是世界歷史。”吳於廑和齊世榮兩位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就是一套融入全球史觀的優秀教科書；於沛主編的《全球化和歷史》論文集中收入多篇論文，專門討論了全球史觀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