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岸青年政治價值觀差異變動研究——基於兩波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分析 作者：于強（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本文基於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價值觀調查中的大陸數據和台灣數據，對兩岸青年政治價值觀的差異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顯示，從整體上看，兩岸青年政治價值觀呈現顯著差異的組別中，兩岸青年認知的差異正在逐漸縮小。
交流是一個認識差異、理解差異、彌合差異的過程。兩岸青年的交流的過程中，政治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這個話題也最容易產生分歧和爭執，除了兩岸關係這個非常敏感的領域，兩岸的青年在政治態度和政治認知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在影響著兩岸青年交流的效果和品質。那麼，兩岸青年在政治態度和政治認知上，到底存在哪些差異？這些差異隨著兩岸青年交流的進行，是在擴大還是在縮小？本文基於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試圖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
一、文獻綜述
（一）兩岸青年價值觀差異的研究
對於兩岸青年價值觀的差異研究，根據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主要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是從現象和體驗來看兩岸價值觀的差異。楊敬峰（2009）從北京奧運會中的中華台北的隊名之爭、主場論、棒球比賽中中華台北與中國隊的賽程之爭三個側面，來看兩岸認同的差異。郭貞（2007）對比了兩岸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台北的1043幅戶外廣告，通過對戶外廣告的內容分析，呈現三個城市代表的文化價值的異同。結果發現，相對於北京上海，台北的廣告中更多的呈現“社會正義”、“愛的肯定”、“自我操練”、“多變化”的價值。而北京和台北都會在廣告中突出歷史傳統及產品優越性，除此之外，上海的廣告最突出的是“集體主義”、“陰柔”，北京則更強調“權威感”和“冒險”。
李鵬（2010）用對國際新聞的關注度、對外留學交流的人數和參與國際志願服務的意願三個維度來分析兩岸青年國際觀的差異，結果發現，台灣地區青年人的國際觀具有一定的個人選擇性和娛樂性，在多元性上不如大陸青年，但是參與交流能力較強。而大陸青年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層面較宏觀和公共性，對國際事務中的政治經濟議題關注度較高。
張寶蓉（2014）對於在台陸生和在大陸的台灣青年進行調查，從他們的切身體會中看兩岸價值觀的差異，結果發現，接近六成的陸生認為兩岸文化“差異很大”和“差異比較大”，56.9%的在大陸的台灣青年認為兩岸社會文化“差異很大”和“差異比較大”。在對方的社會中生活過一段時間後，雙方青年對於對方的政治體制均能更客觀理性地看待，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包容。在大陸的台灣青年有57.69%認為兩岸青年價值觀“差異很大”和“差異比較大”，深度訪談發現，這種差異體現在社會觀、人生觀等方面，台灣青年更加多元，注重追求自我、強調個性和自由，大陸青年比較有社會集體觀念，比較有國際視野或國際意識。生活上，台灣青年比較自然、淳樸，愛“擺闊”的不多，這與大陸當前頻繁出現的“富二代”、“星二代”等有顯著差異。
對青年人影響較大的流行文化方面，陳孔立（2017）發現兩岸流行文化的差異體現在：台灣的流行文化體現出多元、包容、在地化、“特色走向”、個性化、“活出自己”以及“小清新”、“小確幸”等特色。而大陸的流行文化起步較晚，大量引進、模仿外來流行文化的基礎上，特別重視與主流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銜接，強調“勵志效應”、“弘揚主旋律”和“正能量”。
第二，是利用問卷調查來看兩岸青年價值觀的差異。這方面研究的普遍性的問題是樣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問題。比如袁虹（2002）針對兩岸青年價值觀問題做過對比研究，數據來源上，大陸方面主要是寧波大學的學生，台灣方面主要是參加甬台大學生交流活動的台灣高校的同學。周曉蘇（2011）利用價值觀量表 (SVS)對兩岸會計人員的價值觀進行對比，但是這項研究的被試衹有297人，其中大陸138人，台灣159人，論文中沒有說明問卷發放的過程和抽樣方法。侯典牧（2017）對兩岸大學生的擇業價值觀進行比較，發放352份問卷，其中大陸177份，台灣175份主要在兩所公立大學和兩所私立大學發放。因為樣本的代表性不理想，因此這些研究對於兩岸價值觀差異的結論多少會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相對來說，陳曉曉（2017）以網絡問卷滾雪球、紙本問卷隨機抽樣結合的方法，分析了兩岸青年世代“兩岸觀”的差異，其代表性會相對更加理想。
第三，是從根源和成因上分析兩岸價值觀的差異。比如張寶蓉（2015）從學校教育的角度，探討台灣青年文化認同的特徵。她發現，台灣政權的更迭、文化政策的朝令夕改、教育體制的脆弱無力，使得台灣青年很難形成內在連續、穩定且多元的文化認同體系。台灣青年的文化認同在主體性缺失的情況下，呈現出“原生性文化認同的消退與建構性文化認同的張揚”、“單一文化認同秩序的崩解與多元文化認同的失衡”的特徵。而劉國深（2012）發現，單純問台灣民眾對大陸的看法，其可信度很成問題。原因是早年兩岸敵意強烈時，台灣民眾對大陸政府的認知、情感和評價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對台灣民眾進行“對大陸政府的印象”的民意調查，結果可想而知。
總體而言，對於兩岸青年價值觀差異的研究，現在多停留在定性的層面上，而已有的定量研究，由於受制於時間、成本等各方面因素，代表性上總是不盡如人意。
（二）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的應用
相對來說，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其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比較兩岸青年價值觀的平台。其調查過程相對科學嚴謹，數據也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不過，大陸現有關於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研究，其重點主要是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對大陸自身的民眾的價值觀進行研究。具體來說，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分析大陸居民階層認同、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比如運用2012年世界價值觀調查大陸區的數據，李強（2017）使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考察了職業特徵和生活感知兩組變數對大陸居民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艾洪山（2015）分析社會網絡聯繫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運用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3次世界價值觀調查大陸區的數據，彭代彥（2014）發現，大陸民眾生活滿意度與年齡之間呈U型關係，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滿意度先減後增，臨界年齡為41.4歲。同時他也發現，對於大陸中南北部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來說，社會信任感對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增強社會信任感是提高大陸居民生活滿意度的一個重要途徑。
第二類是分析大陸居民對於公共政策態度的影響因素。比如運用2007世界價值觀調查大陸區的數據，呂凱波（2017）從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兩個角度分析社會公眾對纍進性稅收政策和國家生活保障制度偏好的影響因素，朱婷鈺（2015）利用 OLS 嵌套模型和 Logistic 嵌套模型，分析家庭收入程度、接觸大眾傳媒程度、受教育程度、性別和年齡變數對環境關心的影響，張昊（2016）發現大陸目前中間階層並未具備濃厚的政治興趣與政治參與意識，但已經形成了較顯著的集體行動意識。而谷成（2017）則是運用1990、1995、2001、2007、2012五次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分析大陸稅收道德的變化趨勢和影響因素。
另外，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目的之一，是便於對於同一時期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價值觀差異進行對比，把視野放眼在大陸以外的區域的研究文獻並不多。張遠煌（2017）運用2010-2014第六輪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橫向對比世界各國和地區腐敗程度與民眾對腐敗的態度和民眾抵制腐敗的行動的關係。除此之外，梁江祿（2014）對印度1989—2007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分析印度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及其世代變遷規律。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我們研究的數據來自第五輪和第六輪世界價值觀調查。其中，大陸地區的調查，是由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組織，採取入戶問卷調查的形式，於2007年和2012年兩次組織實施。其中，第五輪實施的時間是2007年3月25日至2007年5月10日，最終獲得有效樣本1991個。第六輪實施時間是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1月21日，最終獲得有效樣本2300個。
台灣方面，第五輪的調查是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杜素豪主持，於2006年5月8日至2006年6月2日間進行入戶問卷調查，最終樣本數為1227個。第六輪調查是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湯京平主持，於2012年6月23日至2012年9月23日間進行入戶問卷調查，最終有效樣本為123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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