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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關係不可能一直對立、對抗，友好相處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
中評社╱題：對中日關係發展問題的幾點認知與判斷 作者：劉明（北京），資深台灣問題專家、本刊特約撰述
中日之間存在五大結構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議題，分別是日本對侵華戰爭的認知問題、釣魚島爭議問題、東海劃界及東海海洋權益爭議問題、台灣問題與美日安全同盟問題。中日在這五大重大敏感議題上的立場態度難以妥善解決，制約與影響著中日關係穩定健康發展。此外，日本對華基本戰略與策略是競爭、牽制、交往、合作並存，日本雖然視中國為競爭對手，但策略上則是在牽制中競爭，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尋求發展，做出對日本最有利的戰略選擇。對中日關係發展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較為明確的結論：中日關係呈現螺旋式與起伏式發展的長週期。既不可能一直對立、對抗，也不可能長期穩定與友好，會隨著多種內外因素發展變化而變化。
日本是中國近鄰，中日關係密切，但發展過程則起伏不定。40年前，中日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上世紀90年代初，中日關係大幅改善，呈現友好穩定發展狀態，是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為中國改革開放與發展創造了相對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此後，中日關係則進入起伏不定的發展時期，尤其是2012年到2016年陷入低潮，直到2017年逐步改善。如何認識與判斷當前中日關係發展性質、現狀與前景，則有著不同的看法與認知。這裡就中日關係發展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簡要討論與評判，供討論與參考。
一、對中日之間五大基本問題的認識與判斷
中日之間存在五大結構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議題，分別是日本對侵華戰爭的認知問題、釣魚島爭議問題、東海劃界及東海海洋權益爭議問題、台灣問題與美日安全同盟問題。中日在這五大重大敏感議題上的立場態度難以妥善解決，制約與影響著中日關係穩定健康發展。
（一）日本對侵華戰爭的認知與態度問題
中日對日本侵華戰爭歷史問題的認知差異巨大，難以達成共識，尤其是日本缺乏正確歷史觀與官員反復出現否認侵略戰爭、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慰安婦與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基本結構性因素。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巨大生命與財產損失，對中國人民傷害巨大，延緩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成為難以撫平的歷史創傷。然而，戰後日本在侵華歷史問題上沒有真誠懺悔與道謙，不時有首相或政府官員、議員在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等問題上採取迴避、否認甚至扭曲態度，尤其是日本官員與議員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事件，在不斷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惡化中日關係，更無法獲得中國人民的諒解。日本在侵華歷史問題上的態度與作為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何時能夠像德國那樣隆重、真誠道謙謝罪甚至進行戰爭賠償，徹底解決這一歷史難題，依然看不到曙光。
（二）中日釣魚島爭議問題
鈞魚島是中國領土，有確鑿的歷史事實，本無異議，但因日本侵華戰爭與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安排及美日結盟而成為一個重大爭議性事件。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將暫時代管的釣魚島交由日本管轄，引起海峽兩岸與海外華人的強烈反對，並引發一場影響深遠的“保釣愛國運動”。從此開始至今，釣魚島之爭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後，中日之間不時發生釣魚島爭議事件，尤其是日本右翼勢力不斷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不斷衝擊中日關係。
2012年，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與反對，公然實施“釣魚島國有化”政策，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侵犯，直接導致釣魚島爭議升級，中國被迫增強了對釣魚島周邊海域的法律維權行動。2012年9月10日，中國政府就釣魚島等島嶼發佈領海基線聲明，隨後中國船舶進行繞島巡航，實現了常態化維權行動，中日關係陷入低潮。2017年始，中日兩國政府從發展兩國關係的大局需要出發，雙方在釣魚島周邊海域活動保持了克制，形成所謂釣魚島“共管態勢”，為改善兩國關係創造了條件，中日關係開始趨於緩和。然而，涉及領土主權問題的釣魚島爭議問題並沒有解決，也不易解決，仍將是制約中日關係長遠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中日東海劃界與東海海洋權益爭議問題
東海劃界與東海海洋權益之爭是中日關係發展的另一重大問題，與釣魚島問題有關，但仍屬不同性質與層次的問題。2004年前後，日本學者與媒體炒作中國在日中邊界海域建設天然氣開發設施等問題，引發中日東海劃界與權益之爭，並逐漸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重大問題之一。同年10月開始，中日兩國政府就東海問題進行磋商，到2007年11月先後磋商11次，但由於雙方在東海海域劃界適用原則和方法上的分歧，以及在共同開發東海海域劃定方面存在的利益與矛盾，未能達成任何協定。不過，中日雙方仍有穩定東海局勢的意願，依據中日雙方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於2007年開始了新一輪的磋商，一致同意在實現劃界前過渡期間，在不損害雙方法律規定與基本立場的情況下進行合作，經過努力，中日外交部門於2008年6月18日發佈了《中日東海問題原則共識》，其主要內容有二點：一是在東海共同開發諒解；二是日本法人依據中國法律參加春曉油氣田開發的諒解①。顯然，中國方面做出了重要讓步，允許日本企業參與春曉油氣田的開發。但由於中日對春曉油氣田“共同開發”和“合作開發”理解不一，利益分配難以妥協，加上中方擔憂此舉可能造成事實承認日方堅持東海“中間線”劃界後果，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後來由於釣魚島周邊海域爭議等事件特別是日本實施“釣魚島國有化”政策，嚴重衝擊中日關係，東海劃界爭議被擱置。
在此形勢下，中國強化了對東海海域與釣魚島的法律維權行動。2012年9月10日，中國政府就釣魚島等島嶼發佈領海基線聲明；2013年11月23日，國防部宣佈《中國關於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聲明》和《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航空器識別規則公告》。由於東海防空識別區，涉及中日兩國管轄的海空範圍大面積重疊，引發日本抗議，中日關係持續惡化。
2017年以來，中日關係開始緩和與改善，但東海爭議問題仍沒解決，也很難解決。2018年5月，中日雙方正式簽署了“啟動海空緊急聯絡機制協議”，並同意互設紅色熱線，試圖緩和中日東海爭議。
東海劃界的關鍵是，中日雙方都希望依據對自己有利的原則劃分，即中方堅持自然延伸原則（大陸架劃分法），日本則堅持中分原則（中間線劃分法），無法達成共識。中國做出一定讓步，提出在堅持大陸架延伸原則基礎上，可考慮岸線長度比例原則略作調整，但日方仍不接受這一方案。同時，東海劃界還涉及韓國領海與劃界問題。日韓提出就東海劃界與中國進行多邊談判，但中國歷來強調與堅持雙邊原則，仍無法達成共識，東海劃界與海洋權益爭議仍是制約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大障礙，而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仍是困難的。這就是國家利益與國際關係複雜性所決定的。
有學者建議中日兩國就東海問題重啟談判，並與釣魚島問題掛鉤，即“應在遵循上述義務的前提下，需要在春曉油氣田等的合作開發中取得進展和成果，體現中國的誠意，以換取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逐步妥協，包括在釣魚島周邊海域共同開發、減少巡航執法頻次和力度，加強海空聯絡機制步伐，為穩定和發展中日關係作出貢獻”②。問題是，中國讓步與妥協，能否換回日本在釣魚島上的妥協？顯然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放棄已實施釣魚島國有化政策。因此，中日關係雖有緩和與改善，但東海劃界及東海海洋權益爭議仍無法解決，仍影響與制約著中日關係的發展。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與外相河野太郎所謂對華友好談話中也特別強調“絕不允許在東海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展現了其在東海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四）台灣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也是中國內政問題，但日本與台灣關係特殊而密切。近代以來，日本二次侵略或侵佔台灣，並最終因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而被迫割讓台灣，從此日本對台灣實施長達51年的殖民統治。戰後台灣重新回歸中國，但因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退守台灣，造成海峽兩岸長期政治對立與尚未統一之現狀，台灣問題遺留至今，成為中華民族之痛。
在當今台灣島內政治對立與兩岸關係發展現狀之下，日本對台政策與台日關係發展，成為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敏感問題。日本政府儘管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又不斷發展與增強日台實質關係，不時在台灣問題上製造事端與爭議，影響著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日台經貿關係十分密切，並簽署了數十個經貿交流合作協定；台日人員往來頻繁，文化交流密切，民間情感深厚，日本社會有強烈的“台灣情緒”，台灣社會也有深厚的“日本情結”。特別是台日實質關係不斷提升，蔡英文總統上台執政後台日雙方代表機構實現了“正名”突破，高層互訪增多，給中日關係發展增加了新的變數。日本對台重要政策調整與高層互訪等，如公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允許台高官訪日或日高官訪台，都會傷害到脆弱的中日關係。同時，台灣問題也成為日本要脅中國的籌碼之一。可以說，台灣問題成為制約與影響中日關係的一個重大敏感的長期性與結構性問題。
（五）美日安全同盟問題
中日關係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日安全同盟機制的影響。戰後，美國主導了戰後東亞與國際體制、程序的安排，也主導了日本國家體制與外交政策，日本成為美國的政治附庸，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掌控著日本。特別是美日簽署了安全同盟條約，建立起安全戰略同盟關係，2015年美日又簽署了《日美防衛合作指標》，而且始終將中國視為對手與威脅，甚至將防衛與安保範圍擴大到台海地區，嚴重制約與影響著中日關係發展。
日本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並不是實行“平衡戰略”，而是實行典型的“聯美制華”戰略。安倍執政後，與美合作，牽制中國的外交路線更為明確。特朗普上台後推行“美國優先”政策，退出TPP協議，但並沒有影響美日安全同盟關係，美日在安全、軍事、外交等領域持續合作，日本在美國壓力下持續牽制中國、對抗中國，影響中日關係的穩定健康發展。
在美日安全同盟機制之下，加上美國將中國重新定位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與威脅情況下，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以及日本確立的“聯美制華”戰略，中日關係很難從根本上改善，衹會有短期的緩和與經濟、人文領域交流合作，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互信，無法建立中日安全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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