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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南一2006年版社會科教科書中的“二二八”事件⑦ |
中評社╱題：台灣地區教科書與課綱中“二二八”事件之考察 作者：李海燕（廣州），廣州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兩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廣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丁哲頎（廣州），廣州大學教育學院研究生、赴高雄師範大學交換生
課綱和教科書是執政當局向青少年宣揚家國理念和社會價值的重要陣地。民進黨再次執政，大力推行新課綱和教科書改革，進行新一輪的政治、文化清掃，引發兩岸譁然。“二二八”事件一直被民進黨高調炒作為打擊國民黨、推進本土化、爭取民眾選票的抓手，其歷史究竟如何？本文就台灣教科書中對“二二八”事件之表述變遷進行梳理，以期解讀台灣課綱和教科書政策變遷背後推手的政治邏輯及其影響。
近30年來，“二二八”事件一直是民進黨和台獨勢力大張旗鼓地炒作族群衝突、“去中國化”的源頭，並以受害人的悲情代言人身份來提升其所謂的“轉型正義”形象，打壓國民黨和爭取民眾選票。2015年，馬英九政府主導課綱微調，民進黨以“新的高中歷史課本中刪除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所實施的‘白色恐怖’”為藉口挑起社會輿論，並煽動中學生以反新課綱為名走上街頭抗議並衝擊教育部①，將教育領域作為其政黨鬥爭和爭取青年和基層民眾的主陣地之一。2017年的2月，民進黨繼續以“二二八”事件加害者打壓國民黨，並主導立委提出“要求各行政單位儘速拆除蔣介石銅像，真正落實歷史教育”臨時提案②。同時，大陸也開展了“二二八”起義紀念活動。可見，對“二二八”事件的解讀和是否進入教科書和課綱已成為在教育領域話語權較量的焦點。還原歷史真相，全面評價“二二八”事件及其歷史作用已經成為兩岸關注的熱點問題。對台灣教科書和課綱中“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和具體表述進行內容分析，有助於瞭解國、民兩黨在教育領域中以“二二八”事件為代表的話語權爭奪過程以及對台灣青年歷史觀的影響。
一、戒嚴時期統編課本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
（一）背景
“二二八”事件背景複雜，牽涉廣泛，隨著蔣介石日記和相關檔案的解密，層層歷史迷霧被逐漸公開，但至今仍未有定論。就當時情況而言，政治上，戰後台灣地區內外各方勢力爭鬥，既有國共內戰影響，又有日本殘留力量、美國因素，還有台灣民眾與國民黨接收政府間的矛盾及島內階級鬥爭，加上國民黨內部派系爭鬥等，形勢極為複雜。二戰後在美軍見證下陳儀代表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民眾額手相慶回歸祖國。總體上陳儀的治台政策過於理想、簡單、激進，忽視了台灣人民的政治和民生需求，民國政府接收官員對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不瞭解、不信任，少有吸納本地人進入國營部門。經濟上，二戰時期日本從台灣抽取大量物力、人力投入戰爭，戰敗後日本撤離又拿走大量物資、破壞了大部分廠礦設施，致使經濟凋敝、民生物資匱乏、無業遊民大增，其中包括許多在台出生的日本人和參加日軍戰敗而回台人員。內戰後國民政府又抽調大量物資回大陸支援前線，致使台灣經濟雪上加霜。文化生活上，國民政府急於去日本殖民化而對長期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有所排斥。種種因素導致台灣社會矛盾激化，台灣人民從光復初期的歡欣鼓舞到失望與不滿情緒增加。國民黨接收政府許多官員大權獨攬、貪污腐化，部分軍警素質低下，而內戰將駐台部隊調走，島內官、警之管理力量更為不足。
1947年2月27日以台北市的專賣局警員緝煙毆打賣煙婦女、圍觀民眾騷亂導致槍擊血案這一偶發事件引發警民衝突，28日台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要求嚴懲兇手，再遭國民黨當局鎮壓，激起了民眾更大憤怒。在多方力量介入下發展為反對國民黨專制暴政、爭取民主自治的武裝暴動。衝突蔓延至全島大部分地區，包括謝雪紅為代表的台灣共產黨領導的台中等地武裝起義等，“二二八”事件全面爆發。衝突中各方均有很多傷亡，也波及到無辜民眾。國民政府隨即增兵21軍來台鎮壓。為維持中美、中日關係、避免傷害台灣民心、緩和社會矛盾和穩固統治，國民政府於1947年5月開始改變治台政策、宣撫民眾，並依蔣介石指示“其參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寬免究”③。在追究事件責任時，竭力迴避了日本戰敗撤台的破壞、美國意圖託管插手中國內政以及國民政府及民眾的因素，重點歸罪於共產黨和暴動者，並開展了後續“清鄉”行動， 1949年5月19日頒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號》，1950年5月宣佈“二二八”事件結案，封存史料，陳儀也以通共罪名於當年處決。此後台灣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嚴酷鎮壓左派人士、民主人士，對反對者進行撲殺，其中就有很多“二二八”事件參與者。為免事態擴展影響社會秩序和國民政府統治，“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兩蔣時期台灣社會的禁忌話題。
（二）戒嚴期間“二二八”事件長期未在課程標準與教材中體現
台灣在二戰結束光復後，教材一直援用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印課本。1949年頒佈《推進“國民教育”意見》，規定由政府免費提供教科書，各級學校教材編制及審查工作均由“編譯館”(今“國立編譯館”前身)負責。這種“一綱一本”統編教材制度延續到20世紀末。1948年、1952年、1962年及1968年為中、小學同步修訂及公佈課程標準和重編教材。1952年頒佈《各級學校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開始課程改革，加強以“反共復國”為目標的政治教育、以“三民主義”和“四維八德”的民族精神為內容的道德教育。其中規定：國民學校把“愛國、守法、孝順、信實、禮節、合作、勤儉、整潔”作為民族精神教育的中心，中等學校以“忠勇、孝順、仁愛、信義、廉恥、禮節、勤儉、合作”為訓導的準則。1962年以來，台灣當局教育部門大幅度修訂課程標準，繼續強化政治教育、中國文化教育，以凸顯其文化傳承正統地位，並加強科學教育以促進經濟發展。所有課標和教科書隻字未提“二二八事件”，其中歷史課本衹寫到台灣光復。
自1968年推行九年“國民教育”開始，後經1972年、1983年、1985年修訂課程標準和教材，依然沒有任何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描述。此狀況一直延續至1990年。
二、解嚴後“二二八”事件進入統編教科書和課綱
（一）背景
針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台灣民間在1970年代後半期興起“黨外運動”、1980年代“自由化與本土化”，逐漸出現要求對“二二八”平反的呼聲。1986年民進黨順勢成立，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7年解嚴之後開始對“二二八”事件有較為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在社會全面反對威權暴政的基礎上，要求民主化、多元化、重視鄉土文化的社會變革。1989年民間人士捐款在嘉義設立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1990年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學者的研究也日益廣泛。1995年，以本省人代表自居的李登輝代表國民黨當局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並在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996年，擔任台北市長的阿扁宣佈訂定“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將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並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同年台灣當局將“二二八”定為和平紀念日和公眾假日，並對受害人家屬發放補償金，多處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民進黨為在選舉中打壓國民黨，一再重提“二二八”事件，將之敷陳為台灣民眾反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民黨“外來政權”及威權統治的一次民主抗爭，刻意誇大省籍衝突與族群矛盾。
（二）過程
1975年《九年一貫制課程綱要》提出後開始修定課程標準，於1993年完成，重點在加強品德教育、生活教育，培育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的國民及鄉土教學、本土化的落實。這個階段依然是“一綱一本”，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符合課程綱要的教材。李登輝開始不斷強化教科書中台灣主體性的台獨內容。自1989年起，中小學教科書從過去的統編制度轉變為統編審定制，逐步在小學、國中藝能、活動選修類教科書嘗試審定制，允許民間出版社參與。統編教材中，除了增加鄉土內容外， “二二八”事件作為民主化的標誌性事件也被編入，並逐年增加篇幅。
1、1990年“二二八”事件首進高中歷史教科書
1990年，新版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其措辭較為簡單、客觀：惟陳儀擔任行政長官期間，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重新闡釋致釀成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政府迅即撤換陳儀，改組省政，並宣撫民眾。④（P165）
2、1991年版歷史教科書
1991年對歷史教科書做了修改。其相關描述中增加了對陳儀當時軍政措施失當的評價和關於蔣介石命令制止衝突的內容：惟陳儀擔任行政長官期間，軍政措施失當，適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致引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頗多傷亡。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嚴令陳儀負責制止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旋即撤換陳儀，改組省政，並宣撫民眾。（P165）
3、1992年版歷史教科書
1992年歷史教科書的相關描述篇幅大大擴充，增加了背景說明和1990年政府成立“二二八項目小組”研究歷史真相、平撫事件創傷的內容：
惟因戰時的嚴重破壞，戰後的動亂與經濟恐慌，人民失業眾多，生活困難，復以陳儀擔任行政長官期間，軍政措施失當，適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致引發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頗多傷亡。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嚴令陳儀負責制止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旋即撤換陳儀，改組省政，並宣撫民眾。
為了平撫事件帶來的創傷，行政院特於1990 年成立“二二八專案小組”，研究事件的真相，對歷史作一交代；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以慰不幸死難者在天之靈。（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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