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虎：“一國兩制”本來是鄧小平為了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後來首先應用於港澳問題的解決。在港澳回歸的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政策、法律和做法，可以被歸納為以“十二字方針”——“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或澳人治澳）”為主的港澳模式。無論是“一國兩制”港澳模式還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都是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之下的，他們有共同性。“一國兩制”港澳模式在前、台灣方案在後，所以“一國兩制”港澳模式可以為台灣方案提供一些借鑒。
但是，借鑒並不意味著台灣方案就是照抄港澳模式，台灣方案還是需要根據台灣問題的特殊性、複雜性和台灣問題所特有的一些成分來構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毫無疑問會比港澳模式更加寬容、寬鬆。鄧小平當年已經提出來，“解決台灣問題可以比香港問題更寬鬆”。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專門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是有針對性的，其中包含著春秋智慧。“兩制”台灣方案肯定有比港澳模式更加寬容的導向、更加寬鬆的內容，有更多具有創意的地方，但這個方案也會吸收香港模式中的一些經驗教訓，避免統一過程中的被動，避免統一後的被動。“兩制”台灣方案將會吸收台灣同胞的意見和智慧，體現兩岸性，如果進入民主協商，將會有更大範圍的討論，會吸收更多方面、更多人士的意見，所以更加包容是毫無疑問的，而這種“包容”恰恰也是為了更加順利地推進台灣問題和平解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中評社：您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台灣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外事權、防務權、財政權等將會如何？
李義虎：對這些，從鄧小平同志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內的中國歷任領導人都有論述。鄧小平說過，在“一國兩制”之下，台灣有自己相對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可以保留軍隊，可以有一定的外事權（商務、文化協定的簽訂）等等。現在，兩岸關係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歷史條件，島內也有了一些新的情況，但更重要的是大陸發展勢頭、民族復興大勢將更多地牽引兩岸關係發展，引領國家統一進程。為了實現和平統一，我們既要給予台灣方面較大的優惠，也不拘泥於80年代、90年代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一些設計。
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兩岸能不能真的和平談判、民主協商，若是能，很多事情好商量，且可能對台灣來講有更加理想的結果。但是如果島內分裂勢力抵制“一國兩制”、拒絕和平談判和民主協商，上述理想結果是否還有就很難預料，也有可能出現萎縮。“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機會之窗，是給台灣提供的歷史機會，機會之窗也不能永遠無限期地敞開。台灣政治人物要有抓住歷史機會的政治判斷和理性認識。對於台灣當局而言，主要是意願的問題，只要願意來談，那麼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雙方和平談判、民主協商，什麼都可以解決；要是沒有這個意願，甚至相反的，去抵觸和平談判，很多事情將很難講。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主要精神在於探索，大家可以去創造、可以提出更多有創意的想法，這是包容性和原則性的統一，只要進入民主協商的過程，很多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東西都可能會出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