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蔡英文總統的底色與限度 作者：薛力（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
作者指出，蔡英文總統無疑屬於“每個毛孔都散發出台獨氣息”的人物，但她在任內衹會傾力推進“事實台獨”乃至“實質性台獨”，即“搞兩國論衹做不說”以構建“不提兩國論的兩國論新架構”。外在壓力（主要來自美國與中國大陸）、主流民意、個人因素共同決定她不追求“法理台獨”，對“事實台獨”與“實質性台獨”的追求也以“避免被大陸認定為法理台獨”與“避免美國的強烈反對”為限，除非出現她認為的“機遇窗口期”。
一、前言
與馬英九時期不同，蔡英文總統上台後兩岸關係轉為“經貿關係與文化交流深度弱化、政治與軍事對抗強度上升”。2018年底“九合一”選舉結束後，台灣主要政黨的重心已經轉向“大選”佈局，兩岸關係因而再次成為重要議題，並在政客操作下展示某些效果，如民調顯示蔡英文總統支持率一度提升了約十個百分點。國民黨候選人如果贏得2020年“大選”，兩岸關係預計會整體適度回暖，經貿與人員往來方面可望見到相當改善。那麼，蔡英文總統如果贏得“大選”，在兩岸關係上會採取什麼措施？會公開推行“法理台獨”麼？
所謂“法理台獨”或“事實台獨”是指台灣當局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下，以蠕動方式強化或者增加“台灣獨立”的事實或者成分。“實質性台獨”是指推進“事實台獨”已經到了“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重大事變”的程度與標準，但還留著一層薄薄的法律面紗，因而尚能為中國大陸所忍受。“法理台獨”是指被國際社會（特別是中美兩國）認為構成了法律意義上的“台灣獨立”。
本文先簡要分析外在壓力與主流民意，再重點分析蔡英文總統的個人因素，即其與台獨相關的理念及其政策後果。最後嘗試預測她未來在台獨上的政策偏好及其限度。
二、蔡英文總統面臨的外在壓力
對台獨勢力來說，中國大陸與美國是影響其實現台獨的兩大外在因素。李登輝在任職末期試圖大幅度推進台獨，因而提出了“兩國論”，即大陸與台灣之間屬中華民族框架下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就如德國和奧地利同屬日爾曼民族一樣（他也是在接受德國記者採訪時推出“兩國論”的）；阿扁更試圖在台獨問題上“畢其功於一役”，為此在2002年提出了“一邊一國論”，但含義演變為“否定一個中華民族，構建台灣民族，兩岸就是普通的國與國關係”。兩者均引發美國的高度警覺與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彈。
美國處理台灣問題的原則是“和平解決”，既反對大陸“武統台灣”，也防止因為台灣過度刺激中國大陸而把自己拖入戰爭，故採取“維穩為上，如果無法維持兩岸軍力平衡，則維持台灣有軍事能力在一定時期內抵抗大陸進攻”的政策。這集中體現在《與台灣關係法》第二條B款“美國政策”的第3、4、5項。①美國在李登輝與阿扁製造的兩次事件發生後，均採取了多條措施來牽制台獨勢力，防止事態失控，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讓李登輝與阿扁清楚地意識到，如果台灣方面採取美國不同意的行動而導致大陸動武，美國沒有義務執行《與台灣關係法》等法律。大國都努力避免被“小夥伴”拖入戰爭，因此承擔軍事與安全“責任”都是有條件的。
中國大陸的一系列應對措施效果不一，但最有力的一招是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並進行相應的軍事部署，從而讓台灣綠營真切感受到了“這部法律是有牙齒的老虎”。根據《反分裂國家法》②第八條，“‘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該法為中國大陸以武力手段阻止“法理台獨”確立了法律依據，並掌握了對“實質性台獨”與“法理台獨”的解釋權。台獨勢力因而難以通過和平手段實現“法理台獨”。這是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該法律後，老謀深算的李登輝不顧老邁之軀，拼全力發動空前規模“抗議活動”的主因。
近年來，大陸對台政策是：一方面高度警惕并堅決反對台獨行為，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對台工作力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台灣反分裂勢力，包括中間選民，并推出多項惠台措施，如2006年推出20項擴大和深化兩岸農業合作的新政策措施，2018年3月又推出惠台措施31條，讓台灣普通民衆實實在在分享大陸發展的成果。值得玩味的是，蔡英文總統當局針對大陸惠台措施的反應是：一方面聲稱大陸惠台政策許多不是新的，衝擊不會太大；另一方面又推出“八大強台措施”以“反制大陸”。這恰恰說明大陸的惠台措施做對了。
三、台灣的主流民意
1945年台灣人口為656萬，其中閩南人占85%，客家人占13.5%，1.5%為原住民。國民黨在1945-1949年帶到台灣約200萬人。2018年底台灣人口為2360萬。依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政大選研中心”）2019年1月初的民調，閩南人70%，外省人12.2%，客家人12%， 原住民1.8%，新住民0.4%，外國籍0.1%，其他3.5%。
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際遇，加上蔣介石對台灣的統治方式，激發台灣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以下簡稱為“兩類認同”）。二戰後全球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及其所依託的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主義理論，成為台灣知識分子思考兩類認同的工具。“住民自決論”與“台灣民族論”是其表現形式，而“台灣地位未定論”則為其推波助瀾。③其結果是：台灣人兩類認同出現分化。1949-1987年實施《台灣省戒嚴令》時期，這種分化的政治影響有限。但是，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後，民眾的政治分野公開化，加上李登輝、阿扁與蔡英文總統任內的持續推動，以及馬英九任內在逆轉綠營“去中國化”政策與法律上幾近無為，台灣人的兩類認同逐步演化為今天的“認同光譜”：依據政大選研中心的數據，從1992到2018年，認同自己為“台灣人”者從17.6上升到55.8%，其中2014年曾達到60.6%；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者從46.8下降到37.2%，其中2014年曾經下降到32.5%；認為是“中國人”者從25.5%下降到3.5%，“無反應”者從10.5%下降到3.5%。④而該中心2019年1月上旬的民調顯示，在1120位20歲以上受訪者（無金門、馬祖樣本）中，傾向統一者占13.0%，傾向獨立者占22.4%，廣義維持現狀者57.1%，無反應者占7.5%。⑤大陸不攻打台灣情況下贊成獨立者為62%，而攻打台灣情況下依然堅持獨立者為29.8%⑥（ET民調則為23.6%）。⑦
據此可以得知，在文化認同方面，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是“祖上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少數人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衹有個位數的人堅持自己是“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政治認同方面，“中華民國在台灣”已經成為大部分人的認知，支持兩岸統一者為少數派。而且，隨著老一代的逐漸離世與所謂“天然獨”世代（一般指18-29歲，據悉“天然獨”一詞係蔡英文總統首創，現在漸被一些人採用。政治理念都是後天所形成而不可能來自遺傳。從中可見台灣綠營在打選戰、創辭藻上頗有心得，值得“百年老店”國民黨進一步取經）不斷進入社會，支持“兩岸統一”的人口比例呈總體下降趨勢。但在台灣經濟起飛後成長起來的所謂“天然獨”世代，多數無意“為台獨而戰”。加上外在壓力的作用，台灣主流民意中選擇“即使打仗也要獨立”者衹有1/4到1/3，多數人支持“維持兩岸關係現狀”。這是試圖做“全民總統”的馬英九不敢大力強化兩岸政治關係並選擇“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的主因之一。蔡英文總統上台後“維持兩岸現狀”依然是台灣主流民意。主流民意給了她對抗大陸的“神主牌”，但也成為以台獨為志業的她難以逾越的民意障礙。
四、蔡英文總統的個性特點
這方面既決定了蔡英文總統的台獨底色，也限制了她追求台獨的程度。就蔡英文總統的台獨底色而言，主要影響因素有以下幾個。
1，家庭出身：蔡英文總統輩分名叫蔡瀛文，是蔡潔生的四房張金鳳所生，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因為母親來自排灣族，她有四分之一的排灣族血統。蔡潔生能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並在陽明山購置別墅養育一家老小，主要靠他個人的商業才能與勤勉。不過，其個人經歷與商業起點也很重要。他18歲赴“滿洲國”與日本學習修理飛機並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返回台灣後不久即從日本人手中低價接手一家汽車修理廠，以此為基礎進而投資房地產、經營建築業與餐廳，逐漸成為台北市大地主。他的本土意識很強，不滿國民黨統治，早年就資助“黨外”運動並與台獨往來密切，自認是“李登輝的崇拜者”。蔡英文總統的哥哥蔡瀛南曾留學日本，為經營生意常年往返於台日兩地。
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蔡英文總統在家庭教育中從小就被強調日本的長處、殖民時期對台灣建設性的一面，並與長期推行戒嚴的國民黨統治比較。一些細節表明了她的家庭教育特色以及與日本的關係：蔡英文總統小名叫“吉米牙”（即日語“小不點”），從小請日文家教，在學生時代中午常吃母親做的日式飯團，成年後常到日本休假，與安倍晉三及其胞弟岸信夫議員私交甚篤。
因此，她一方面承認自己是“念中國書長大的，受的是中國式教育”，另一方面則強調：“台灣是個多元的社會，（我）除了受到中國的文化影響，還受到其他許多文化的影響。”從她受教育的履歷看，結合了中日英美多種，文化上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情感上則親近日本與歐美，政治理念上則對國民黨與中國大陸疏離乃至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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