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是美方單邊主義的霸權行為，在邏輯和力量展示方式上一如既往。”田飛龍指出，此次美國以“化學武器”、“人道主義干預”為基本的證據和借口對敘利亞進行打擊，但是事先又沒有有力的證據展現給世人，也未獲得聯合國授權，這就容易讓我們想起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一場“莫須有”名義下的戰爭，當時美國也是單方面去打擊一個主權國家。美國可以做假想式的打擊，只要美國認為有化學武器傷害平民或構成對地區穩定的威脅，就可以進行有罪推定。這不僅違背了國際法，也違背了刑法上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這對於國際法的秩序和法治的一般觀念和法治信仰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當代國際法秩序有賴於美國的創制及模仿遵守，但美國的單邊行為卻背道而馳，一次次地貌似以“自然法”（人道原則）凌駕和破壞“實證法”（主權原則），而且未遵循必要的“正當程序”。參與行動的只有美英法三國，違背國際法是肯定的，在各自國內法上也存在未經議會授權的違憲嫌疑，國內反對派及輿論有激烈的爭論和質詢，從而構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雙重違憲”。這種“雙重違憲”也折射出美英法各自的憲制秩序的結構性危機，折射出“行政權”一權獨大的結構失衡趨勢。
田飛龍續指，第三個方面，敘利亞成為美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重構的交叉之地，爭奪異常激烈。俄羅斯在敘利亞投入了大量的軍事力量，有了鮮明的立場，而美國也有支持的反對派以及相關利益者，包括要支持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安全秩序的重建。所以敘利亞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火藥桶，涉及到美俄之間持續衝突的可能性。在美俄的直接衝突面前，中國更像“孤立主義時代”的美國，但無論是“一帶一路”的戰略利益，還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國倫理責任，中國都無法獨善其身。而且敘利亞問題不是孤立的，是與中美的全球性權力競爭與博弈相關的，是龐大棋局的一個角落。
敘利亞很可能成為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或是導火索
田飛龍分析，此次危機管控中的聯合國機制與大國協調機制均面臨結構性失敗的風險，敘利亞很可能成為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或是導火索，擴大衝突就可能爆發世界大戰。即便局勢受到一定控制，敘利亞也會為中東和平發展埋下長久的隱患，牽連各方，不時發生衝突對抗。而且由於大國勢力均衡爭奪，敘利亞只能是一個競技平台與代理人角鬥場，無法自主命運。在大國列強的衝突競爭中，普通國家的主權必然是殘缺的，和平也是他者給定的。
他表示，此次美英法既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也沒有得到本國議會的授權，而是在雙重違憲的條件下由行政首腦發動的單方面衝擊行為。
“現在英國和美國的議會都在質疑政府單方面的行動，沒有獲得議會的授權。所以此次美英法的行動固然有利於維護它們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包括美俄勢力範圍的爭奪，但是本身在法律和程序上都是違法的，即違反國際法和本國憲法，而且破壞了關於法治的一般原理。”田飛龍對中評社說。
未來一段時間，中東地區的衝突是否會加劇？美俄之間的關係是否又會繼續惡化？田飛龍認為，中東的局勢必然會加劇不安，這其中還包含以色列因素。“有些比較權威的分析認為，以色列在推動美英法的空襲方面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因為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是非常突兀及孤立的政治存在，幾十年一直謀求鞏固自己的安全秩序和環境，甚至要在中東地區樹立自己的主導權。以色列雖是地理上與地緣上的小國，但猶太人勢力強大，有一顆非常高傲的心靈，對美國政治秩序的塑造與影響力極大，對世界金融與傳媒的控制力極強。因其宗教與政治原因，以色列無法與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和平相處，試圖謀求一種獨霸式的絕對安全。”
田飛龍說，中東地區歷來是由伊斯蘭世界和阿拉伯國家主導的一個區域，所以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不斷產生。此次敘利亞的空襲也有以色列的影響因素，再加上伊斯蘭國問題、庫爾德問題、土耳其問題、伊拉克和伊朗的問題，使得中東地區具備了一戰前巴爾幹半島即世界大戰火藥桶的基本要素。這就要考驗利益關聯各方的行動，如果稍有不謹慎，就有可能點燃火藥桶，演變為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由薩拉熱窩事件觸發的，所以本次敘利亞的導彈空襲會否成為新的薩拉熱窩事件，尤其在聯合國機制失效的情況下，大國應該負起維護和平的基本責任，而不是任意地去發動戰爭，讓人權和人民生命財產遭受遇到重大損害。”田飛龍說。
田飛龍亦指出，中東有“巴爾幹化”的趨勢和性質，大國要負責任地防止這種巴爾幹化，防止局部衝突成為新的薩拉熱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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